2004年12月第14卷 第4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 eography StudiesDec12004Vol114No14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贾霄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为了使关注土司制度的学人们对近20多年来土司制度的研究概况有所了解,本文分专题予以综述。
一、总论性研究蔡美彪等人编著的《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第九分册“对南方诸民族的统治”中,简单地概述了土司与改土归流问题,但并未明确地提出“土司制度”这一概念。
由白寿彝总主编、于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九章第四节“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对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但仍然把土司制度纳入西南地区进行研究。
由史仲文、胡晓林主编,毛佩琦、张自成著《中国全史・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则摆脱了“土司制度西南论”的观点,并单独把“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作为一个条目列出,进行研究。
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和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系统地论述了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衰落。
这一时期,也对元明清三代的土司制度分别进行了总体研究。
研究元代的有李干《略论元代土司制度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和高士荣《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兰大学报》1997年第4期),研究明代的有王桃《明代的土司制度》(《云南日报》1982年4月19日)和龚荫《明代土司三题》(《云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研究清代的有吴永章《清代土司制度》(《云南民族研究集刊》1985年第1期)、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贵州民院学报》1991年第4期)和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的研究。
《壮族简史》(编写组,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认为,北宋在唐代的羁縻州县地区健全和严密羁縻州县制度,一般称为土官(土司)制度。
到元明两代该制度有所发展。
还认为土司制度既是政治制度,又是经济制度。
《苗族简史》(编写组,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土司制度是羁縻州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它最早始于南宋,元代普遍实行,明代发展完备,清初继承,是当时封建王朝统治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制度。
张永国《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621—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地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形成于元,完善于明,衰微于清。
白耀天《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和《土司制度盛于元衰于明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二文,前文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中央王朝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论证了土司制度形成于元代;后文认为土司制度盛于元溃于明。
为了能准确地把握土司制度的含义,学界对有关土司制度的相关概念也进行了考辨。
(1)土司与土官:杜玉亭在《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认为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土官与土司有一定的区别:一是出现时间不同。
在元代,所有的土职都统称土官,直至明代中叶,仍以土官统称各种土职;土司名称出现于明代晚期的嘉靖年间。
二是内涵不同。
土官一般泛指土职本人,土司则不仅泛指土职其人,而且也指与土职相联系的政权机构或衙门。
土司是明代中叶以后见于记载的对少数民族土职政权及其世袭官员的统称,亦可泛称土官。
还对江应梁“土官土司文武二类说”进行了反驳,认为与基本史实不相符。
白耀天《土官与土司考辨》(《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3期)一文也否定了“文职为土官,武职为土司”的观点,提出了作为制度而言,应以“土司制度”为名。
张永国《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①认为土官泛指针对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世袭之官,其名称有土府、土州、土县和土千总、土百户等;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
史继忠在《略论土司制度的演变》(《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一文中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认为土司只是土官的一种形式。
土司与土官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汉晋时期少数民族中的王、侯、邑长,唐宋时期羁縻州的都督、刺史、峒官,还是元明清三代的土司及蒙古王公、新疆伯克、西藏喇嘛,都可以统称土官。
土司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土官形式。
史继忠明确提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及习惯上称为“土官”的土府、土州、土县、土巡检、土驿丞都是土司。
他认为,土司与土官、土吏的区别是:一方面土司已完全纳入封建国家的组织系统,“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袭替必奉朝命”,而为王朝“奔走惟命”;另一方面土司的官制更加严密而且日益制度化,“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
此外,曹相《土官与土司考辨》(《云南民院学报》1984年第4期)也对此进行了探讨。
(2)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张永国《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认为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虽然都属于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都具有世袭其官、世有其土的特点,也可以说都是土官制度,但是羁縻州制是土官制度的雏形阶段,而土司制度则是土官制度的成熟阶段。
作者还从设废、承袭、管理体制三方面分析了二者的区别。
胡绍华《羁縻郡县制度与土司制度的对比研究》(《民族史研究》第2辑,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对此问题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羁縻统治制度,它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
认为二者推行原因、性质和目的、推行地区、具体措施基本相同,都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其差异在于推行时南方民族经济基础、发展趋势、某些具体措施存在差别。
进而认为二者都是行之有效的统治制度,都奠定、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加强和发—721—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①为节省篇幅,下文中对重复出现的论著不再注出处。
展了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友好团结关系。
21有关土司制度的评价问题。
土司制度的评价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土司制度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徐铭《明代凉山黑彝反抗土司的斗争》(《西南民院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土司制度的特点是不触动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利用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充当地方政权机构的首脑,建立起政治上的统治与隶属关系。
翁家烈《土司制与贵州土司》(《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认为土司辖区内的民族成分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既有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者,又有处于奴隶社会直至初期封建社会者,土司制度是一种社会容量大、适应性极强的以封建领主制为主的社会制度。
史继忠《略论土司制度的演变》认为土司制度实际上是土官制度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是土官走向流官的桥梁,并分析了明清两代土司制度各自的特点。
张捷夫《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5辑)也分析了清代土司制度的特点。
李世愉《试论土司内涵的演变及其在土司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对西南等地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
即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在经济上“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
陈清权《明清改土归流述略》(《湖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则认为土司世袭制是一种反动腐朽的制度,尽管它的出现和推行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但终究是落后于整个历史时代的,特别是土司制度世袭制带有明显的分裂割据倾向,不利于全国统一局面的巩固,不利于南疆的开发。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一书对土司制度的评价为:第一,元、明、清王朝实行土司制度后,改变了以前西、南部少数民族各自为政的局面。
自元代以后,封建王朝对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完整和统一。
第二,实行土司制度后,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较为安定。
第三,实行土司制度后,有利于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经济交往,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及优良作物品种的传入,大大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生产的发展。
于玲《土司制度新论》(《中南民院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土司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是地方行政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二、有关土司制度的区域研究对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研究,李玉成《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中央民院学报》1987年第4期)系统论述了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明清时代青海土司制度和19家土司情况以及衰落与废除。
崔永红《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对明代青海土官李文的籍贯及生平做了深入考察和探讨。
桑吉《卓尼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认为清政府在甘青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流管土、以土治番的政策,在安定西北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张维光《明代河湟地区“土流参治”浅述》(《青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认为河湟地区的土司大约形成于明中后期,明采取了不同于西南地区以土司统治为主、流官为辅的方式,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措施,并指出了河湟地区土官与西南、中南地区土司有别的根据,进一步论述了河湟地区“土流参治”的作用及影响。
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河湟地区方略简述》(《青海民院学报》1997年第3期)论述了清代中央政府在河湟地区完善军政设置,政治上推行土流参治,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俗”的政策。
此外,还有王树民《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和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院学报》—82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4年第4期1987年第2期)、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王继光《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和《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等。
西南地区是土司制度最典型、推广最广泛的地区,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历来都是学界研究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