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影响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
中国是诗的国度，历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抒情文学，叙事文学一直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直到明清时期，这种情况才略有好转。

我们现在提到的“叙事学”是西方文论话语，叙事学（narratology）一词最早由法国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提出，他在《语法》一书中写到：“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

”①
一
有人说在中国缺乏叙事学存在的必要土壤，中国传统的”尚象”思维重感悟，评点是中国叙事学的独特存在方式，也可以认为古代小说评点是中国叙事作品的特殊的阐释学。

评点家的文字重在直觉，而非西方那种周密细致的逻辑分析。

“评点家半为鉴赏者、半为叙事理论探索者，半为读者之友、半为隐蔽的改作者的综合型角色，使一部评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典作品的接受史。

”②西方叙事学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世纪初为中国的研究者所注意，并运用于古代小说研究之中，叙事理论的引入，使国人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古代小说和古代小说理论。

运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进行研究，可以对一些感受性的现象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可以纠正中国固有的发散型批评方式，把中国固有的小说批评形态组合成一个精致的系统，这是其积
极意义的体现。

但是这种理论挪用及其操作方式，在前提上存在很多先天性制约因素。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拥有着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的特征。

首先，汉语的特点使得叙事理论在中国的建构面临着致命的制约：“叙事理论的构建依赖于对语言的运用和把握。

但中西语言在根本上就存在差异，因而有些问题在西方可以深入探讨，在中国则不行。

比如对‘自由间接引语’，西方利用拼音文字的形态变化，可以很精微地探讨叙述者的声音和转述内容的关系。

但由于汉语不具备拼音文字的形态变化，在中国，‘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便难以充分展开，它所涉及的有时只能是对语言进行的风格分析，……（自由间接引语的）分析又是叙事建构所依赖的基础之一。

中国叙事学的构建受到汉语自身特性的制约。

”③
其二，西方叙事学是对西方叙事传统的归纳、概括、提升，中国固有的小说学（它更多来自中国古代文章学）是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归纳、概括、提升，它们都遵循的是归纳法。

但是把西方叙事学挪用到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析上，这采用的却是演绎法，本质上是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例证，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演绎。

这无疑使得中国古代小说进入一个非常尴尬和难堪的境地，它与传统文章学的关系被割断了，进入的是另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理论世界，就好比一个中国的乡下人被突然带到高科技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为自己的不成体系的批评传统感到自卑，对西方叙事学的精致体系叹为观止。

它惶惶然在西方叙事学的殿堂里找寻自己的位置，在一番演绎法的梳
理之下，被肢解，然后一块一块地镶嵌进西方叙事体系的相应位置，再一次重复论证西方叙事学理论。

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认为，对所有中国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实际上做的是同样的一道题目，正确的答案就在于西方叙事学身上，具体的不同就在于每一位回答者的具体操作如何。

二
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特征。

其一，如前面所说，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是中国叙事作品的特殊的阐释学。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并不像西方叙事学那样割裂了小说和广大读者的现实关系，西方叙事学抽象地从叙事层面、以臆想的叙述接受者为对象来谈论文本接受，脱离了小说欣赏、接受的实践，不是以大多数读者为本位，也不是站在读者欣赏、接受的实际角度。

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家们既是批评家，又是欣赏者，他们更懂得也更关注读者对小说的需求和看法，在评点的同时，更多侧重于从审美主体的感受和体验出发来评价作品，在评点的过程中，往往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激情凝聚于笔端，喜怒哀乐尽现于纸上，评点成为他们表达与作者感情共鸣、排遣内心郁积的一种方式。

其二，西方叙事学将小说抽象为一个个孤立的程序和试验的文本，从而进行纯学理上的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思想于此截然相反，并没有重文本轻读者，而是十分注重小说创造主体与小说的关系。

李贽认为写小说是“发愤作书”，金圣叹也认为写小说是“发愤作
书”、“怨毒著书”，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泄愤”之作，脂砚斋评点《红楼梦》是“滴血为墨，研血成字”。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家们从古典优秀小说中总结出一个重要的叙事思想：好的小说是出自小说家自身的经历、体验、胸襟、胆识和修养，而不止是是对他人技巧和手法的模仿。

小说归根到底是小说家自胸臆中流出，是他们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常识，西方叙事学理论中关于设置作者和叙述者的关系，叙述者人称的变化，强调“作者的隐退”，“零度写作”，这些都是脱离了小说作者来谈叙事。

三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拿来”，但“拿来”决不等于全盘接受。

西方叙事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的母体当中，移植到中国必然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叙事理论进入中国，必然要作一些调整和变化。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十分丰富，但至今仍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有着强烈的民族特色，其中许多精到的观点和说法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在世界文论史上出于领先地位。

加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世界小说理论的宝库，使整部世界文学史有所改观，而且可以避免生硬地搬用西方理论的削足适履。

”④
注解
①托多罗夫.《语法》.海牙穆通出版社，1969.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
③江守义.《“热”学与“冷”建——叙事学在中国的境遇》，《文
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7期
④黄霖.《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