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9-12-01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YB155）作者简介：刘绪义（1971-），湖南双峰人，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墨子是先秦“新儒家”论———从墨子“非儒”看儒墨关系刘绪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100872）摘要：如果根据确立学派的两个条件（一是思想者自称，一是基准概念和观念），墨子并没有建立一个所谓的“墨学”，墨子和孔子一样并没有创立学派的意图。

墨子和孔子的基本精神是相似的，并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因此，不存在在儒学一尊之际，墨学却消亡了这一说法。

研究墨子哲学，首要的当然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区分孔子与儒学，确切地把握孔子与墨子的哲学精神，同时回到诸子发生的历史境域。

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墨子哲学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哲学精神。

墨子非儒，反对的是儒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坚持的是孔子的正道，因而，墨子所开创的“墨学”本质上是一种“新儒学”。

关键词：墨子哲学；择务而从事；新儒学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0）02-0032-06墨子“非儒”的逻辑起点学术界一般又都认为墨子是孔子的反对者和批判者，然而，通读《墨子》，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

墨子非儒，却从来没有反对过孔子。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淮南子·要略》）墨子攻击儒家的地方主要在于四点：“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

此足以丧天下。

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

此足以丧天下。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

此足以丧天下。

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

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

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公孟》）通常人们根据这四点肯定儒墨的差异。

一信鬼，一明鬼；一厚葬，一节葬；一重乐，一非乐；一信天命，一倡非命。

这四点被认为是墨子“非儒”的“明证”，也是他攻击孔子和儒家的“要害”。

看起来，墨子和孔子似乎是要对着干，你反对的我偏要赞成。

事实上，换个角度看，并非如此。

首先，墨子反对的这“四政”，摆明了不是孔子的思想，至少不是他的核心思想。

所谓“四政”，是指四条“政策措施”。

而且这四政与孔子本人的思想尚有差异。

孔子并非不信鬼，“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明他至少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孔子也并非一味提倡厚葬。

《论语·先进》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

门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颜渊是孔子非常喜欢的弟子，孔子尚且明确不许厚葬，因为违礼。

《礼记·檀弓上》也记载，子游问丧具，孔子答以“称家之有无”，家里富有，也不能踰礼厚葬，无财则不可以备礼。

颜子家贫，又未出仕，厚葬便不合礼，孔子不许可，实为爱之以德。

也就是说厚葬与否，孔子有两大原则，一是视礼而定，一是视财力而定。

墨子批驳的是儒家的教条主义，他指出“行不在服”，周公和管叔，其服一样，结果一仁一暴；真正的圣王之法是“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

（《墨子·节葬下》）进而明确指出，丧葬是一种习俗，百里不同俗：越东的輆沐之国，父亲死了要连母亲一齐抛弃掉，其俗以为“鬼妻不可与居处”也；炎人国的父母死了须先朽其肉，然后埋其骨；至于仪渠国则流行火葬。

墨子的这些论证就是今人都无从辩驳，就在于其思想是第31卷第2期2010年3月云梦学刊Journal of Yunmeng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Ｍａｒ．２０１０因应时势的，不像当世或后世的俗儒腐儒。

孔子重视礼乐，但他崇尚的是雅乐，对“郑声”那种声色犬马非礼之乐，孔子一样坚决反对。

关于天命，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论语》中，“天”出现了32次，“命”出现了18次，但“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词仅出现了3次。

孔子对天命的窥探与体认，主要涵盖了“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孔子并非宿命论者。

同样，墨子非命，是因为他有“天志”。

由上可知，墨子反对的儒家“四政”，恰恰是人们所说的伪儒、俗儒、小人儒。

至于墨子对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仁”、“义”都没有任何批评，而且《墨子》一书中也反复提到仁、义。

墨子是以“兼爱”来解释“仁”,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阐发“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这是墨子哲学的一大贡献。

它剥离了当时的宗法制和血缘性，这是墨子的哲学对孔子仁学的重要理论创新，在今天看来更有现实意义。

那么，墨子为什么要“背周道而用夏政”呢？所谓“夏政”，与《庄子·天下》中讲的“禹之道”应是一回事，但绝非某些学者所讲的那种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公有制，而是夏禹重实行的精神。

“周道”一则讲求“爱有等差”、“亲亲尊尊”的宗法制；一则是重文尚礼的精神。

因此，去周道而施夏政，与墨子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他心悦夏禹为疏通洪水，亲自奔波，劳累到腿上无毛，股上无肉，为天下百姓利益不辞艰苦的精神。

背周道而用夏政，也与墨子的生存境域有关。

墨子是哪里人？一说是鲁国人，一说是宋国人。

前者以孙诒让为代表，后者以俞正燮为代表。

其实争来争去，考证墨子是哪国人，意义都不是十分重大。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其哲学思想的渊源所在。

不管持哪种意见，到头来，不得不说墨子与宋国的关系。

我以为，墨子是地道的宋国人，不管是从已有的史实来看，还是从其思想渊源来看，都不需太多的争议。

不仅墨子本人是宋国人，而且大量的墨子弟子也多是宋国人。

墨学兴起于宋，是地道的宋国本土学派。

关于这一点，前人有很多论述，《韩非子》云：“墨子之说，传先生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清代学者俞正燮说：“墨者，宋君臣之学也。

”并认为墨子兼爱、非攻思想来源于宋人的思想。

[1]哲学家冯友兰还认为，只有宋国这样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才能产生墨子独特的思想，是宋国的民俗与民风造就了墨子强本节用的主张。

[2]墨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名噪一时的“显学”，也是以宋为中心，影响遍及各大小诸侯国。

其受欢迎之程度有甚于儒学。

墨学在宋国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兼爱、非攻等主张深得宋人的同情，故墨子与宋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墨子步行十天十夜从鲁赴楚，专为止楚攻宋，墨子为帮助守宋都，曾一次性出动三百弟子。

宋国继承并保留、发展了殷商文化。

韩宣子称“周礼尽在鲁”，可能还是一种外交辞令。

而殷礼尽在宋，则是毫不夸张。

关于宋国文化的特殊地位，唐代啖助说：“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各举六卿。

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

”[3]既然作为“殷之三仁”之一的微子是宋国的始祖，那么殷商文化中的合理或优秀成分不可能不保留下来。

但是，有周一代，宋国的形象都很尴尬。

这里，首先得提到商纣。

亡国之商纣一直是周朝立国后用以打击、恶魔化前代殷商的重要道具，被作为无道暴君。

《尚书》是先秦最可信的典籍之一，历数了商纣的几大“罪状”。

其中最大的罪名是酗酒。

其次，分别是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

其实这些都算不上什么特别了不得的罪名，但到了战国及以后，诸种罪名都加诸于其身了。

恢复商纣的真实面貌有助于了解殷商文化与宋文化。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意识到这种现象，并开始为商纣“平反”：子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荀子：“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

”淮南子：“故三代之善，知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既然要夺取他的政权，又要他的后代不造反，就只有在名誉上搞臭他，在舆论上战胜他。

《尚书》中不少的篇幅就是这样一种手段。

有破有立，所谓“天命在周”则是另一个角度的舆论立言。

这一手法被后世所完整继承。

《韩非子》、《左传》中记录了好第2期刘绪义：墨子是先秦“新儒家”论33些条这样的例子，延至秦汉、唐宋以降，几乎都不出下面这样的模式：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闻宋君无道，蔑侮长老，分财不中，教令不信，余来为民诛之！”（《韩非子·外储说》）真实的情况如何呢？《孟子·滕文公下》一语破的：“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

”两相对照，我们方知，原来这才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大传统”。

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周公制礼，似乎全是周公的新创，其实这绝不是无所本的，周公的视野再宽广，本事再强大，仍不出殷商文化。

礼本古代巫术的产物，殷承夏，周承殷，这从箕子向武王献洪范九畴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商纣之亡国，一个原因就是喝了酒，慢待了礼神。

学术界公认《洪范》即大法，奠定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准则和行政准则，故而礼绝不是周公凭空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微子一人之思想，而是积三代实践经验的总结。

方孝岳则肯定“洪范实殷代巫祝之书”，从中亦可看出殷商文化的成熟程度。

宋在文化上尤其是习俗上沿用并继承殷商文化，形成了尊天事鬼而非命的宗教传统与重生重民的人本观念、知礼谦让的礼仪风尚。

宋人对天的敬畏屡见于史籍，《左传》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事鬼神和西周重人事形成鲜明的对照，非命则是对天命的抗争，比如宋襄公在明知“天之弃商久矣”的情势下仍然致力于复兴就是典型，其不甘心，在《左传·宣公十五年》体现得更明显，是年楚国围宋都长达九个月，城中缺粮，可宋人哪怕易子而食也不屈服，这种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宋国做得到。

宋也是礼仪之邦，殷商有兄终弟及的传统，故宋宣公死前让位于兄弟穆公，穆公三让而受，穆公为让位于宣公子与夷，令儿子出居郑。

宋恒公死前，太子慈父要让位于目夷，目夷不肯，慈父即宋襄公。

著名的宋楚泓水之战，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的做法虽然为时人所笑，但恰好与这些所笑他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更说明当礼崩乐坏之际，只有宋国尚能坚守礼仪。

大多数学者认为宋文化滞后于时代，执着于祖宗之成法而不能变通，其实于理无据。

宋人能在困厄之际，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与宋文化中那种“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安时而处顺”的特质分不开。

宋国三朝老臣正考父，孔子的远祖，其鼎铭有：“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

”（《左传·昭公七年》）这简直就到了忍辱负重的地步，但正是这样一种柔忍之术，宋国得以一度振衰而起。

墨子哲学思想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因此，和孔子一样，墨子是在力图作一番“哲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