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柯的哲学思想看后现代主义哲学精神
哲学总是在建构中坍塌，在坍塌中建构。

（线索：自然哲学家-智者学派-苏格拉底-休谟的怀疑主义-康德-后现代主义哲学。

）后现代主义是从艺术和文学开始的，之后，哲学才加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洪流中，迎来“人人皆话语，各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的热闹局面。

后现代主义之“后”是超越主义,它要超越的现代主义指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所谓的现代性。

后现代是一个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时间范围。

它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反对知识论上的“基础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等。

在后现代中，资本主义没落，个人主义衰微。

在现代之后的一个独立的时代；在现代之中的现代的中后阶段，非独立的。

后现代性有的人既可能是一个前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一般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范围，就不注意描述。

所以就出现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反对现代性的思想态度和范围，他们关心结构的目的只是为了解构。

一、疯癫与理性
（和向他者敞开、反对理性、反对二元对立中的不平等性）
福柯的哲学生涯是从探讨现代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起源开始的。

他的研究表明,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的或生理方面的疾病,而是一种对人群加以分类的社会功能,它的诞生是历史的产物。

在17世纪以前,人们并不把癫狂当作疾病。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迷狂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中世纪,癫狂一方面与人的堕落相联系,一方面与人的神圣的拯救相联系。

那时,只有少数疯子需要诊治。

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还不是理性的对立面。

爱拉斯谟《愚人颂》里的癫狂是嘲讽的理性,高级的理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真理往往发自疯人之口。

福柯发现,中世纪晚期处置疯人的“愚人船”是一个象征,疯人被送往大海,任其漂泊;但“愚人船”又是朝圣的旅行,寻找理性的工具。

福柯分析说,那时的癫狂并不是社会防范的对象,它被视作对世界的无意义的揭示,它的领域在社会之外,但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仍有很多桥梁。

但是,到了17世纪,人们关于癫狂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转变的起因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17世纪中叶,肆虐已久的麻风病突然在法国灭绝,原来的麻风病院闲置。

法国政府于是利用这些隔离设施囚禁罪犯、流浪汉和疯子,这些人被归入同一范畴。

“大囚禁”的时代因此而开始。

据统计,17世纪时,百分之一的巴黎居民被囚禁。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疯人与罪犯一样成了社会的敌人,是需要防范、管制和改造的对象。

癫狂于是成了需要特别注意和研究的疾病,疯人也成了需要加以治理的病人,不能像过去那样任其自流或以驱除了之。

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癫狂被正式定名为“精神病”。

福柯指出:“只是在癫狂与非理性的关系之中,癫狂才能得到理解,非理性是癫狂的支撑,或者说,非理性限定了癫狂可能性的范围。

”就是说,社会对待癫狂的态度就是对非理性的态度,待非理性的理性态度是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的一种限定。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平行的,而不是对立的,癫狂也不被当作是应受理性管辖和匡正的疾病。

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癫狂才被视为危害社会的罪恶,应受到社会的管辖和理性的审查。

因此而来的后果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在这样的对立中获得了凌驾于非理性的权威,理性因
此成了判断人类和全社会利益的标准,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

理性的时代就是这样开始的。

过去,人们一直把理性的时代解释为人类理性的长期发展和科学知识的诞生的结果,但福柯却把这一原因追溯到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麻风病的灭绝和大囚禁时代的开始。

他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理性的标准不是天然的合理性,不是来自知识的论证,而是一定的外在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

二、监督与惩罚
从《规训与惩罚》看对权力都反叛。

反对权利和主体现代主义思想一贯研究人，而福柯却消解作为人类思想主体范畴的人，并宣布“人之死”。

从柏拉图的理念开始，哲学一直致力于研究
在《监督与惩罚》一书的开始,福柯引用一段史料:1757年3月2日,企图刺杀路易十五的弑君者达米安在巴黎大教堂门前被公开处决,引起万人空巷,争相观看。

犯人先被凌迟,再施以烙刑,用铅水、沸油、硫磺和树脂浇灌伤口,然后五马分尸,焚尸扬灰。

福柯说,这是古典时代惩罚制度的典型做法。

酷刑和残忍是公众的仪式,惩罚的目的是国王个人的报复。

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对国王的攻击就是违反法律,国王有权报复。

但是,这样的惩罚制度并不十分有效,惩罚的仪式往往流于形式,表现得无畏的犯人往往成了英雄,国王反而成了被嘲笑的对象。

启蒙时代禁止酷刑。

法国大革命时代用断头台处决人犯,设计断头台的目的是为了免除犯人的痛苦。

根据此时流行的社会契约论,违反法律是违背契约,理应受罚,但惩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惩罚的对象不是肉体,而是心灵。

这样的司法改革并不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它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惩罚,而不是更少地惩罚。

启蒙时代开始的惩罚制度在现代臻于完善。

现代惩罚体系像是边沁设计的“环视塔”的监狱模式,它是一个圆形的控制系统,站在中心即可监视周围的一切。

福柯说,现代监督系统无所不在,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监狱,举凡军营、工厂、机关、学校、医院,无不充斥着监督与惩罚。

现代监督系统有四项基本原则:(1)空间分布的艺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适当的行为控制(监督的程式化),(3)日常训练(按日程表监督),(4)力量的重新组合(把个人融合于集体)。

现代社会的各种纪律约束是微观的惩罚,惩罚的范围无所不包,有因时间(如迟到、早退)而惩罚,有因效果(如懒散、失职)而惩罚,也有因行为(如不恭敬)而惩罚,还有因说话(如粗鲁、冒失或沉默)而惩罚。

福柯认为,现代惩罚制度的成功之处不是在于制止犯罪,而是纵容犯罪。

失职、怠工和抵制是它的产物,这些犯罪现象又反过来证明了它自身存在和扩张的合理性,手段最后成了目的本身,为了监督而监督,为了惩罚而惩罚。

读者也许会问,福柯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的呢,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的系谱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