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824年夏天，一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日子。

安徽和州有个姓策的知县，这天正在院子里偷闲纳着凉，忽然接到一份公文，告诉他：新任刺史马上要来了。

策知县反复读了几遍，又向跑腿的小吏仔细打听，初步了解情况后，一丝不屑的神色飞上他的嘴角。

新刺史姓刘，名禹锡，字梦得，洛阳人，今年五十三岁，跟刘备一样喜欢自称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刘禹锡乃是个谪官。

所谓谪官，就是本来在中央政府当官，被贬职发配到边远地区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这种谪官是没有靠山的（如果有就不会被贬了），何况刘禹锡被贬是因为站错了队，比一般犯错的官员更没政治地位。

虽然刺史是知县的上司，但在策知县看来，刘禹锡不过是个无依无靠、任人揉捏的外乡人。

按照当时的官员住房标准，刺史应该住在衙门里，标配三间三厢房。

策知县却打了个折扣，安排他住到城南江边的一套旧屋里。

刘禹锡倒也不计较，拖着行李便去了城南。

他走进屋子，推开窗户，一条宽阔的大江立刻横在眼前，江面上船只来来往往，白帆点点，煞是可爱。

刘禹锡大喜，马上写了副对联挂在大门两侧：
“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
策知县一见，不由得皱起眉头：你不就是因为犯了思想错误才被贬到这儿的，还想争什么？
不等刘禹锡看够江景，策知县就派人将他的家从城南搬到了城北，面积缩小了一半。

新家没有了大江和白帆，却有一弯河水流过门前，岸边种着许多碧绿的垂柳，摇曳多姿，如诗如画。

刘禹锡依然很高兴，提笔又写了一副对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

”（注：历阳是和州的古称）
这下把策知县给惹恼了：什么叫“心在京”？难道你还想跟朝廷继续对抗？
策知县决定好好给这个顽固分子一点颜色瞧。

喜欢看风景是吧？门都没有！策知县再次命人将刘禹锡的住处从郊区搬
回了城里，但不是搬进衙门，而是在居民区找了间小屋子，既没有客厅，也没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比小老百姓还不如。

策知县猜测刘禹锡一定会愤愤不平地找他来理论，他已经想好了如何义正辞严地应对。

可左等右等，刘禹锡根本就没上门。

时间一长，策知县自己坐不住了，跑到刘禹锡家一看，当场气了个半死。

只见门外竖着一块不大的石碑，碑上刻着一篇短文，那字写得瘦硬稳健，
骨力刚劲，竟是当朝大书法家柳公权的手笔。

书法还只是其次，更令人震惊的是文章内容，很短，只有八十一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文中的“白丁”是指谁，不说也知道。

策知县简直可以想象刘禹锡写这篇《陋室铭》时的表情，一定是满脸的悠然自得、不屑一顾。

他一心要替朝廷改造异端分子，可异端分子理都没理他。

他认识刘禹锡太晚了，如果早点了解对方，就不至于以如此难看的姿势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剪影。

2
刘禹锡是谁？
如果把中国诗歌比作一个中学，那么唐代就是其中的尖子班、实验班，刘禹锡在班上能排到前十，至少能混个班委或课代表。

他有个绰号叫做“诗豪”，是好友白居易给他取的，后人觉得很贴切，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在中国诗歌史上，风格当得起“豪”字的大诗人并不少，例如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可谓豪而威武；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谓豪而疏狂；苏轼“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谓豪而雄壮；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可谓豪而激愤。

而刘禹锡的“豪”，比他们多了一层乐观和豁达。

他九岁就跟著名诗僧皎然、灵澈上人学诗，十九岁北游长安，所交往的都是当时文化界的名流，二十二岁考中进士，二十四岁被授予太子校书一职，三十二岁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级别不高，却是最接近权力中枢的位置。

期间，他结识了两个对自己一生影响至深的朋友。

一个叫王叔文，擅长下棋，是太子李诵的伴读，后来帮助李诵登上皇位（即唐顺宗）。

他对刘禹锡评价很高，称赞他有宰相之器。

另一个是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进士及第，比他小一岁，都是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

唐顺宗是个颇有想法的皇帝，可惜身体病怏怏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刚即位便发起一场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由王叔文牵头负责。

王叔文马上拉了一支队伍，都是平时要好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刘禹锡和柳宗元。

稍微了解唐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王朝始终被两大顽疾所困扰，一是宦官专权，二是藩镇割据，唐朝最后也正是灭亡于此。

唐顺宗意识到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发起的改革，主要内容就是削减宦官权力和抑制藩镇势力。

理想是好的，可惜现实太骨感。

无论是内廷宦官还是地方节度使，都没把这个根基不牢、身子又弱的皇帝当回事，更没把王叔文等出身贫寒的庶族官员放在眼里，随手一反击，就将改革派阵营掀了个底朝天。

这场匆忙发起的改革，仅仅坚持了140余天。

改革失败的后果极其严重：唐顺宗被迫退位成为“太上皇”，不久暴崩；太
子李纯在宦官的拥护下继位，即唐宪宗。

对刘禹锡等人来说，春风得意的青少年时光转瞬即逝，接下来他们要为这次经历付出一生的代价。

公元805年秋，34岁的刘禹锡被逐出京城，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33岁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在湖南）司马。

改革派首领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在重庆）司马，随即被赐自尽，他的副手王伾被贬为开州（在重庆）司马，死于贬所，另外几个骨干也都被贬到偏远地区担任司马。

唐宪
宗还觉得不解气，第二年又下了诏书，声称永不恩赦。

这就是中唐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派全军覆没，大唐王朝中兴的希望就此破灭。

每个朝代都有谪官，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又个个能诗会文，于是形成了颇具中国历史特色的“贬谪文学”。

一个原本春风得意的官员，忽然被剥夺政治前途和留京资格，不得不前往遥远而未知的落后地区，心里难免会感到悲愤委屈、茫然失落。

所以从屈原开始，历代贬谪文学的基本特点就是一个字：怨。

但刘禹锡不同。

他一生三次被贬，时间共达二十八年，但他对待贬谪这件事的态度，却跟前人大不一样。

第一次被贬朗州，他带着七十多岁的老母和新婚的妻子上路，写下两首《秋词》，其中一首如下：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作为一介谪官，千山万水，落寞前行，既没有哀愁，也没有愤怒，而是放宽了心态，在秋高气爽中仰望晴空，放飞诗情。

刘禹锡在朗州待了十年，最爱写寓言诗、讽刺诗，其中有一首《聚蚊谣》，把宦官、权臣们比作丑陋又渺小的蚊虫，一脸鄙夷地问它们：“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从此便树立了一个“刺头”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