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宋代理学一二两宋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巅峰，义理之学取代章句之学，成为宋学发展的重要特点。

创立于北宋中期，综合吸收佛、道思想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与创新的理学，逐渐发展壮大，并在南宋后期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之久。

宋代理学使儒学遗产重获方向并恢复元气，它确应被称作新儒学。

在其形成期，曾被从不同的侧面给予过其他几种名称。

根据它最杰出的北宋先驱者程颐及其集大成的领袖朱熹，它被称作程朱学派；根据意为“原则”和“推理”的“理”这个词，它又被称为理学，因为它的学说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理永存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且推究可致。

总之，这些概念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大都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种事业成败与否的无形的精神文化气质。

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理学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宋代辉煌灿烂的科技成就，与宋代理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下面我就简单谈谈宋代理学兴起的背景及其理学对当时科技发展的影响。

宋代理学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宋代理学产生的背景加以阐述。

一、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来看，晚唐古文运动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活水源头”。

晚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佛、道的挑战，韩愈等人提倡运用儒家的“正义”、“道统”抗衡佛家的“法统”，以此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及修身理论。

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用儒学取代佛、道，晚唐古文运动应运而生。

北宋建立后，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与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

北宋庆历年间实行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改革即“庆历新政”。

在庆历新政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依据“儒学”精神特别是“六经”的精神在全围办学、讲学。

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发挥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抗佛、道二教的出世思想，反对把儒学凝固化、神学化。

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解释，这些为儒学的复兴开创了全新局面。

在此之后，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凭借各自对儒学的理解建立了不同的思想体系。

他们有许多共同点：第一，确立了“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突出强调“理”为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第二．在道德修养方面，重建以儒家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第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被重新定位，即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要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标志着理学的产生。

因此，晚唐古文运动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活水源头”。

二、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宋代理学是宋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1、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

两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两宋时期不仅有开封、杭州等繁华的商业大都市，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镇市和乡村集市。

同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商业联系也不断增强，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纸币开始流通。

这些都表明宋代商品经济比以前更加繁荣、发达。

商品经济的大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而非名物训诂，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

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学派众多，异彩纷呈，这本身就是儒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

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决定。

因此，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

2、从文化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人们渴望用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迫切需要。

北宋实现国家的相对统一，开国君王虽励精图治，却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

在完成国家相对统一的过程中，北宋王朝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

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官僚机构空前膨胀；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土地兼并恶性发展，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守内虚外”政策使北宋王朝对外战争多次失败，赋税沉重，加重了人民负担。

整个北宋社会经济发达，但国家财政却相对匮乏，有时甚至出现财政危机；有着庞大的军队，对外作战却显得软弱无力，中央政权“积贫积弱”。

到南宋时仅是偏安一隅。

面对现实，人们更多地反思：为什么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了，国家却无法完成统一大业。

封建统治者更需要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维系国家统治。

许多有识之士努力通过对儒学经典作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寻找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答案，由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

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理学正是在与其他学派的争鸣中得到了巨大发展。

理学的杰出代表是朱熹。

朱熹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家“四书”的集注阐发自己的理学世界观与心性学说，构建了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

在认识事物方面既宣传“格物致知”，又突出强调内省的作用，强调只有通过内心的洗涤才能掌握全部真理；在心性论方面强调通过人的道德实践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

朱熹理学在理论构建方面实现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朱熹理学思想的出现，不仅有效回应了佛、道的挑战，而且标志着儒、道、佛各种文化的融合。

在内容上，理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了儒学的二次转型，标志着儒学向更高层次更综合方向发展；在探究世界的本质上，理学明显运用了道家本体论的思想；在道德修养及实践方面，理学明显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

朱熹理学体系一出现就受到统治阶级的上层及士大夫的重视，影响迅速扩大。

理学思想达到了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学修身、佛学治心的要求，即在道家本体论的框架下论证封建统治的必要性。

朱熹著述及其理学体系深得宋理宗的推崇，在地主阶级的推动下理学成为官学。

也被一般的民众接受。

在理学思想的推动下，中国迅速实现“大一统”三、从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来看，宋代书院的大发展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和繁荣。

北宋从开始建立时就重视教育，重视教育在北宋社会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北宋时期，各类学校不断发展；南宋时期，教育有了巨大发展。

北宋时改革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制度日趋完善，考试难度加大。

知识分子要参加举考试，既要认真阅读儒家经典及其他经典，又要关注现实，公开发表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这些客观上促进了书院讲学的兴起。

我国古代书院是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和主持的教育机构，既具有官学的特点，又具有私学的特色，书院制度在南宋时期日趋成熟。

南宋开创了书院发展的新纪元，许多学者甚至是学术大师在书院既潜心著述，又授徒讲学。

他们不仅有着渊博的知识，而且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主张从古圣先贤的著述中汲取营养，面对现实强调通过自己的实践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

在他们的努力下，大量理学著作不断问世、刊行。

理学系统化、理论化进程不断加快。

许多学员在书院求学、修身，学术大师通过书院讲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弟子，理学思想因此不断传播。

书院讲学使理学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理学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理学因此不断传承。

同时，书院教育在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创新方面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书院教育使理学的系统化、理论化进程不断加快。

从教育在文化传承的独特作用来看，宋代书院的大发展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和繁荣。

宋时期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两者经历了一个逐渐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过程。

理学士人对书院传播作用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他们对书院教育的重视和改造、利用，使得书院从传统私学的窠臼中脱离出来，在讲学、藏书、祭祀、教学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更加制度化、正规化，代表了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对后世儒学和教育事业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理学士人在民间所进行的以书院教育为阵地的学术传播活动在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学思想通过书院讲学，扩大了自己在学术、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与认同感，在学术传播过程中理学思想体系也更加严密完整，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理学再次兴盛之时，其势力遂不可阻挡，从而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的统治者所尊崇。

宋代理学家特别是二程、朱熹、吕祖谦等大儒对教育讲学活动的重视和其所开创的书院学术交流、学术创新精神对后世学术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他们对于学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对于自身学术的坚定信仰和终生全力加以推广、历尽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中国古代学人学术精神的精华，其优良品质值得今人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

宋代辉煌的科技成就和宋代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宋代理学也推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理学的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对宋代科技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宋代理学是一种追根求底的理性主义哲学，求理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学术精神。

它最切近的学术目标就是“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

这个理是形而上的存有，是天地万物普遍存有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

求理精神是宋代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显著标志。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所转化的自觉生存智慧和价值关怀。

在宋代理学家的思想观念中，理是事物之“所以然”与行为之“所当然”的和合本体，是先验的价值原则与经验的条理秩序的统摄贯通。

对此理的“格致”和穷究，其最终目的，是在理性原则指导下从事德行实践，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以及人生的意义。

理学家把理的精神与原则推及一切领域，自然、社会、人生、心灵都被召唤到理的天平下，被判断为合理抑或不合理，以至决定其是否存在的命运，使儒学理性精神发展到一个极限，体现了宋代理学的根本特性。

理学的理性主义特征对宋以后人的思维观念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人们从宗教感情中解脱出来，人们开始以理性的观点去观察思考社会、自然与人生，为当时科学技术的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想观念环境。

理学大家朱熹强调读书过程中存在疑问的重要性。

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朱熹说：“然读书且要虚心平气。

随他文义体当，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

”胡适在《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中认为，朱熹的“虚心求疑”已经形成中国学术中的“科学的传统”。

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朱熹所强调的“虚心平气”、屏除“先立己意”以及怀疑批判精神，都使他得以建立中国的科学精神的方法体系。

依靠这一方法体系，人们不仅能富有成效地探讨有关儒学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探讨有关自然界的客观知识。

怀疑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没有怀疑就没有对旧思想的否定，就没有新思想的创造。

不仅如此，怀疑也是科技创新的前提，一些新的科技创造发明无不是怀疑的结果。

北宋庆历年间，社会上兴起怀疑主义的思潮。

虽然这股思潮以疑经为主题，但在当时的社会上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程颢、程颐、朱熹是这股怀疑思潮中的主力军。

他们对汉唐诸儒皓首穷经、固执师说、以章句训诂为能事的积习进行了强烈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