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救助是指国家、社会或者公民个人对一定范围内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且又无 法通过犯罪分子获得损害赔偿的特困被害人及其赡养人、抚养人和扶养人，通过法律程序给 予一定的物质或者非物质弥补的方式。有关犯罪被害人救助的原则、对象、条件、机构及救 助程序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就被称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实现人权保障和控制犯罪。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说的保障 人权，基本上局限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而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则相对较弱。 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其身心遭受痛苦，甚至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可 能会再次遭受伤害。国家对其进行经济补偿，将会使被害人心理上得到恢复，对国家的司法 制度产生认同，防止他们向犯罪人转化。因而当被害人不能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足够赔偿时， 通过确立被害人刑事补偿制度,在经济上补偿被害人损失,才能真正体现对陷入困境的被害人 的关怀,从制度上真正保证每一个被害人的人权，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平衡。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目前涉法涉诉上访案件中，被害人 申诉上访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犯罪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害人未得到任何赔偿的案件 中，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得不到帮助，就可能走上上访之路，久访不息，甚至对社会进行报 复，导致矛盾激化。这些矛盾倘若不加以化解，必将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危及社会和谐稳 定。消除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因素、减轻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痛苦、保护被害人的权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 兼论检察环节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构建 郭军
摘要：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司法救助制度的重要部分，是落实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是缓 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犯罪被害结果严重化所带来的社 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保障被害人诉讼参与、关注被害人物质损失、抚慰被害人心灵创伤、促 进被告人主动赔偿并以司法救助基金为补充的救助机制的应有之义，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 建立，表明法律关注的内容更加人性化，这是一种司法进步。 一、 刑事被害人、刑事被害人救助及其意义
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契约的目的并非是选择建立某一特 殊的制度或进入某一特定的社会，而是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 即正义原则。他的理论反映了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在分配使一 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通过保护被害人 这一最少受惠者群体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减轻被害人的痛 苦是国家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从而有利于强化国家责任和保护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对处于 生活、医疗困境的被害人予以救助，可以避免被害人为获取赔偿而与加害人"私了"，从而依 法保护被害人与司法机关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事求是地揭发、控诉犯罪行为，配合司 法机关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正如日本著名的犯罪学家大谷实所认为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 通过确保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信赖以防止犯罪，从而为维持社会秩序作出贡献的制度。
作公正、有序；四是一次性，对被害人只救助一次，救助金一次性发放，之后生活仍困难的， 应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4.1.1 应急救难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7 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 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 3 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 的时候，可以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财产"。第 78 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 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 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种法律机制明显不足以构成对被害人的保护。[6]因此，对一 些明显的侵害行为，司法机关可先行采取措施，强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给被害人先行赔 偿一定数额的损失。
人权保障乃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传统的权力本位与现代"以人为本"的刑事 司法理念的矛盾与交融过程中，权利始终都无法避免权力的烙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 的微妙就在于前者是后者的让度，前者是为后者之保障，而后者制约前者的同时又不得不遵 从前者。刑事司法中，在"国家--犯罪人"的二元模式下，犯罪人面对国家处于弱势，应予保 护，但是在此框架下，犯罪人的权利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国家会及时保障，被害人的地位遭 受冷落时，被害人的权利却难以保障，而"在刑法的体系性分析框架中,为什么应该引入被害 人视角,或者说引入被害人视角的正当性根据何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传统的分析 框架认定,犯罪侵害的主要不是具体个体的权益,而是国家的权威与法秩序。为恢复法秩序所 遭受的侵犯,国家需要借助对犯罪人的惩罚来证成自身的权威。故而,国家需要垄断对犯罪的 处理权,被害人则被定位为协助国家指控的证人。然而,这种将被害人客体化的做法显然缺乏 基本的正当性。如果说犯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是现代刑法对个体自由命题的重要贡献,是适 用'国家--个体'二元范式处理国家与犯罪人之间关系的结果,那么,在被害人问题实际上同样 涉及其作为主体的自由如何被尊重与实践的问题时,不适用'国家--个体'二元范式来处理国家 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毫无根据。毕竟,被害人是冲突(犯罪)的一方当事人,是直接遭受 犯罪侵害的具体对象。在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并不重合的情况下,国家基于自身的利 益考虑而硬生生地将被害人吸附在自己身上,只能被视为是一场悲剧。" [13]在人权保障的视 野中，犯罪人和被害人的权益均应受到合理的保障，不能顾此失彼，应予均衡保障，刑事法 中亦是如此，如果单纯的认为刑事法是犯罪人的人权保障法，那么将会置法律的天平以失衡 的状态，不仅不符合人权本身的基本价值内涵，而且有违法律所持正义的基本要求，即法律 乃是为实现"所有人的公正"而设置的。因而，为达到对被害人以人权均衡保障之待遇，实现 刑法的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之价值目标，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为必要。
我国的刑事犯罪人员及其家属普遍存在"以刑代罚"的观念，认为"人都抓起来关进去了， 还要赔偿？"，对被害人的赔偿要求存在抵触情绪，使被害人难以得到赔偿。这就体现了刑 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先行救助，保障其生存权利，这也符合法 律的原理和法律的精神。国家补偿制度存在较大缺失。
在多地开展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试点工作中，有的地区是由公检法联合救助，有的地 区是由民政部门来做，各有各的做法，资金来源也不统一，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认识误区 四个方面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影响了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开展：一，重视被告人人 权保护而忽视被害人合法权益；二，对信访工作重视接访而忽视源头治理；三，对刑事被害 人的救助是社会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四，执行难问题是否包括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三、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三方关系的重构 公平正义不仅仅为刑法的首要价值，而且"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 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 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 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 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 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 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实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 的权衡。" [8]而在被害人救助理论框架下，对于被害人的关注乃是正义回归的要求。长期以 来，"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是一种违反国家法的行为,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是针对国家的损 害,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也主要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因此刑罚是犯罪人为其犯罪所应当承 受的负担或付出的代价。一旦犯罪出现,国家将按照罪行法定的原则课以惩罚,一旦服刑结束, 犯罪人则得以回归社会。" [9]如此"国家--犯罪人"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忽略了"国家--被害人"之 间关系的考察，如果将危害承受的主体限于国家或者抽象的社会关系,就难以摆脱"国家-犯罪 人"的二元结构模式，此有失公平正义之嫌，实质上，犯罪的危害对象既包括国家法益，也 包括个体法益,既包括有形的物理伤害,也包括无形的精神伤害,由此，"国家-被害人"纬度的针
对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才有建立的逻辑起点，而也"正是正义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 到了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之上。......正义所关注的 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 面的价值。从最为广泛的和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正义的关注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群体的秩 序或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适合于实现基本的目标。如果我们并不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的定义， 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指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 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10]公平正义视野下 的犯罪论和刑罚论，被害人是不容忽略的，只有国家给予被害人以救助，才能真正实现正义 的法治。诚然，"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的意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的组 成部分。没有这个要素，正义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盛兴。" [11] "然而，很明显，仅仅培养一种 公正待人和关心他人的精神态度，其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处于支配地位。推行正义的善意， 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的目标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来加以实施。" [12]由此，建 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尤为迫切。
我国每年刑事立案数在 400 万件以上，被害人群体庞大。但由于大量的刑事案件被告 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或有的刑事案件发生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查获犯罪嫌疑人， 或因证据原因无法认定责任者，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受"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影响，导致在个人私益的维护。因此，刑事司法活 动把对被告人行为的定罪处罚视为终极目标，在国家侦查、起诉和追究犯罪者时，被害人只 能扮演控告者或证人的角色，而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困境更不是刑事司法机关所关注的重 点，在这种国家本位观的主导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自然没有产生的余地和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