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文献综述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能兼治汉学与宋学、考据学与义理学的汉学家,并在成为皖派考据学领袖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代表作是《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
在戴震的哲学体系中,他经常使用“自然”与“必然”这对范畴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可以说这对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
后人在研究戴震哲学时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对范畴。
1、关于戴震的“自然”与“必然”周辅成在《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文中从社会道德方面对“自然”与“必然”的关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他说:“‘必然’这个概念常常被过去的哲学家用‘当然’一词表示。
但‘当然’这个词一转就是道德意义即有一定目的为规定者。
‘当然’在程朱理学中的意义往往是规定道德规律是自然规律的根源。
而在戴震认为道德规律离不开自然规律。
所以他首先把‘当然’改成了‘必然’。
”1认为戴震首先就是一反过去哲学家用“当然”表示“必然”、程朱理学以“当然”为道德规律主宰自然规律的传统,而改“当然”为“必然”,以示其哲学体系与程朱理学的区别。
又说:“在戴震看来,尽管人类能有‘必然’的规律,这规律只是人类特殊所有;但实际乃是‘分’于天道的结果。
必然的道德规则是人类特殊所有的规则,但这个规则,也是循乎自然规律的规则。
也是使人类不致丧失‘自然’的规则。
”2他把‘自然’理解成自然规律,把‘必然’理解为道德规律,道德规律是人类所特有的,但道德规律又是源于自然规律的。
1周辅成:《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页2周辅成:《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页认为戴震强调“必然”,是天道必然的自然性,特别是人道的自然性,道德的自然性,以及人类自身的自然性。
张岱年在《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中对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戴震提出‘必然’的观念。
他既把‘自然’与‘必然’区别开来,又强调二者的联系。
他所谓‘必然’不同于现在所谓必然,而接近于普通所谓当然。
他所谓‘自然’,即是客观的实际情况。
他所谓‘必然’,也有规律的意义,但主要是标准的意义。
‘必然’是必须如此,应该如此,而实际上不一定如此。
他认为,人类生活中的道德标准都是‘必然’,人类生活中所有的行为应该合乎这标准,但又不一定合乎这标准。
这标准是以人类生活的本来趋向为依据的。
他又认为,人类行为有‘必然’的标准,乃是人类与别的生物不同的特点。
”1他还认为:“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学说,讨论了实际与理想,本来的趋向与理想的标准之间的关联的问题,其中含有深刻的思想,他主要是强调理想不应该脱离实际。
”2这里很显然,张岱年又把“必然”还原为了“当然”,认为必然主要还是道德意义上的“当然”的意义。
只是这一“必然标准”是从“自然实际”出发的。
王杰在《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与必然的视角看戴震新伦理观》中给出了他对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看法。
王杰认为“自然”是个体情欲的客观实在以及社会群体的客观存在,而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他说:“一方面‘自然’的社会群体是‘自然’的生命个体合乎逻辑的扩延和投射;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以人之本能情欲及血气心知为其建构基础,即所谓‘日用百为,皆由性起’(《疏证·道》)……因此,戴震所阐述的‘自然’,是个体情欲与社会群体辩证关系的总称,‘个体’与‘群体’构成了‘自然’关系中两个密不可分的侧面,二者之有机结合,恰好构成了‘自然’完整含义。
”3可以看出,王杰把“自然”剖析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个体,一个是自然群体。
而他对“必然”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他所谓的‘必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事物必然的条理,……二是指人之行为的当然准则’”4而谈及“自然”与“必然”的关系时,他则认为这对范畴只是戴震表述其理欲关系的一个工具,他说:“戴震的‘必然’实际就是指‘理’,‘自然与必然’无非是戴震理欲关系的一种具体展开与表述。
”5王杰主要是从个体与社会群体的的关系来论说自然的内涵。
2、关于戴震天道观的自然与必然1刘鄂培等编:《张岱年文集第四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71页。
2刘鄂培等编:《张岱年文集第四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71页。
3王杰:《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与必然的视角看戴震新伦理观》,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0年第04期4王杰:《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与必然的视角看戴震新伦理观》,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0年第04期5王杰:《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与必然的视角看戴震新伦理观》,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0年第04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必然之理是客观的,与自然之实体实事是区别开来的,必然是自然所要遵循的,因此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理论其实与理学家的理气关系理气并不是对立的,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
他说:“天地,人物,事为,皆有其理。
天地,人物,事为,乃实体实事,是自然;其理乃其所应该,是必然。
必然是‘必然不可易’,‘可推诸天下万世而准’。
……由此言之,东原亦认为有客观的理,非自然界之实体实事,而却为实体实事所遵依者。
……其与理学家者不同之点,在名词。
即理学家名此为道,东原不名此为道;在见解方面,即东原以为理学家以为理在气上或气先,而其自己则以为理在气中。
”1许苏民在《戴震与中国文化》中也从戴震的天道论方面考察了“自然”与“必然”。
他说:“戴震不仅坚决反对以理和气‘各为一物’的二元论,更反对‘别求一物为阴阳五行之主宰枢纽’的唯心论,认为本体即是阴阳流行,‘其自然也’;‘理非他,盖其必然也’。
理是作为宇宙本体的自然物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并不是从阴阳流行的自然物质之前别求一个所谓‘不可讥议’、自以为尽善尽美的事物来强加给自然物质、去主宰枢纽其中,这正如人身自有其自身的心灵为其主宰,而用不着外在强加的所谓天理去为之主宰一样。
”2这里主要是用自然与必然的关系说明必然之理是出于自然的阴阳五行的,表明戴震是一个唯物主义气一元论者,但没有再更进一步展开详细的分析。
吴根友在《戴震哲学“道论”发微》中认为,戴震所谓“阴阳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期于无憾,所谓理也。
理无他,盖其必然也”,是从自然哲学层面论述自然与必然的关系;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思想是其“道”论中包含的新思想,是超越以往思想家的一对新范畴,也是其“道”论表述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一对极有价值的理论范畴。
3、关于戴震人性论的自然与必然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提到:“戴氏书中最喜欢分别‘自然’和‘必然’,自然是自己如此,必然是必须如此,应该如此。
自然是天,必然是人力……。
这里说自然和必然的区别,很分明。
血气心知之性是自然的;但人的心知(巧与智)却又能指导那自然的性,使他走到‘无失’的路上去,那就是必然。
必然不违反自然,只是人的智慧指示出来的‘自然之极致。
’”3认为戴震论人道的“自然与必然”主要是区别人道自然与人为,将必然与人的知性联系起来:所谓自然是天,也就是自然是天然、天生的意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341页2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3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页思;必然是人力,则是必然要通过人力对自然的认识才能达到;必然不违反自然,则更是人的智慧的自然极致。
丘卫君在《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一文中认为,戴震以自然与必然论理欲,认为自然是人欲,必然是理义,必然理义出自自然人欲而保障自然人欲顺利发展,则理欲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的。
他说:“‘自然’与‘必然’不是对立而是相通的概念,戴震这里所强调的‘必然’(理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然’(人欲)这一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因为若放任血气心知等自然,而不以理义来相规范,则血气心知等自然反而有失去其‘自然’的危险。
”1另外他把戴震的自然与必然的思想与道家的自然主义和西方哲学中的自然法学说做了比较,认为戴震是从经验主义人性论出发来阐发他的自然与必然的学说的。
首先,他认为戴震的自然主义与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他说:“对照道家从认识论的立场来看‘自然’思想,戴震则从经验主义的人性论出发来阐扬‘自然’学说。
戴震视经验为既存的事实与惟一的真实,并且从这一立足点出发,视人性里的欲望为一种经验意义上的、合理的自然现象。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从这个试图使‘自然’概念具体化的尝试中,戴震规定了‘自然’:‘欲’是指关于‘声、色、臭、味’等欲望;‘情’是指‘喜、怒、哀、乐’等感情;‘知’是指分辨‘美、丑、是、非’等能力。
这种肯定人之情欲的经验主义的自然主义,与老聃所强调的否定情欲的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两者基本立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2其次,戴震的自然学说与西方自然法学说也有一定的区别,他说:“沟口雄三称戴震思想中虽然有自然法优于人为法的观点,但是此一未被赋予政治与社会内涵的自然法思想,在性质上却是面向传统,而不是放眼未来的。
沟口因此暗示,是这种限制,使得戴震式的(以及甚至是中国式的)自然法思想,无法进一步地发展成转化社会秩序的力量。
”3沟口雄三在《中国的思想》中也对戴震的“自然”进行了论述。
他强调了只有欲望之自然达到调和才是真正的自然,也就是戴震所说的必然。
他把戴震的自然观与霍布斯的自然观作了一个对比。
他说:“霍布斯认识到了由欲望而斗争——到由理性而调和的两个阶段。
而在戴震看来,欲望只是人的自然,它的趋向于调和是无阶段的统一。
”4认为戴震的必然是由人的内在自然性就能达到的一个自然过程,而霍布斯则同荀子一样,认为欲望必然会导致斗争这一结果(但与荀子不同的是,他认为通过人的理性则可以化解这一矛盾,荀子则是通过遵循圣人的礼法)。
1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页2丘卫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3丘卫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4[日]沟口雄三著,赵士林译:《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4页王艳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戴震重知哲学研究》中从“自然”与“必然”的角度讨论了“善”这一范畴。
他说:“戴震认为,善的合理性基础存在于必然之中,‘善,其必然也’。
他所谓的‘必然’,首先指‘物之则’即事物的产生和运行所遵循的客观法则,是一种纯对象性的、外在的东西。
其次,‘必然’还具有与主体直接相关的内容,是主体行为的当然之则,具有价值意义。
……在必然的这两层含义之间架起桥梁的是‘知’,人的目的就是认识必然,并且把正确的认识转化为内在的行为准则,视之为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