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的文化转向谈翻译策略一、翻译文化转向的提出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
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
同样地，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也沟通的需要，因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动力所在。
翻译就是顺应了这样的需要而产生，成为人类文明之间交流的手段的。
各种类型的翻译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翻译也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沟通载体的角色。
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
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
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
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é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
二、翻译中的接受美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从翻译的文化途径来看，原文本产生于出发语及其文化，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阅读原作，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着手翻译，此后，译作被介绍给译入语的读者，到达译入语的文化，接受异域文化的考验，其结果可能是被接受，也可能是遭到抗拒。
而在这一考验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读者。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文学艺术价值，更存在于作品之被读者接受，有读者的赋予。
一旦脱离了读者，文学作品就毫无生命力可言。
同样地，翻译也必将归结于读者。
翻译作品的存在是为了读者，其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最终能被译入语的读者和文化接受。
可见，读者的地位不容忽视，而认识到读者重要地位的正是接受美学的理论。
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
以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人物。
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
传统的文学作品研究一般都以作家或者作品为中心，往往忽视了文学作品与读者的联系，忽视了读者的能动性。
接受美学的理论则认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他们对作品意义的探索和接受才是作者及其作品的意义所在。
在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循环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读者。
当文本跨越语言和文化时，翻译就成了这一开放循环中的重要一环，译者因此而具有了双重身份。
首先，译者是原作品的读者；同时，因为译作也有读者，所以他们又是创作者。
翻译的实质告诉我们，翻译是交流的过程，所以读者不仅仅是接受的一方，他们还能挑起新的审美和创作。
读者期待读到什么样子的作品对作家、作品、译者和译作都有影响。
期待视野（Expectation Horizon）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指“在文学作品阅读之前和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
”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之前就具有一种潜在的对作品和作品意义的期待。
冈·格里姆曾经提出过读者期待视野的四种可能：第一种，作品内包含新的因素，突破了读者先前的既定视野，他谓之为期待视野的“正面失望”；第二种，作品中没有任何创新，读者的既定视野得以维持；第三种和第四种是基于第一种可能的。
如果作者的作品之前已经突破了读者的既定视野，那读者必然对作者的新作抱有更多的期待，如果新作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那读者的期待视野再次形成，这是第三种可能；如果新作没有任何超越，只是在原地踏步，那就是第四种可能，谓之为期待视野的“反面失望”。
从审美角度上讲，第一种可能，也就期待视野的正面失望，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不断地打破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使作品中包含有新的元素，从而使之超过读者原来的想象。
这样的作品可以给读者带来新鲜的体验，丰富、拓展读者的期待视野，使之获得审美愉悦。
读者期待视野的丰富和拓展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这就是读者能动性的体现。
但是，作品的创新必须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使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
没有距离自然不行，因为读者会觉得作品索然无味，失去兴趣；但是距离又不能过大，如果作品的先锋意识过于强烈，读者在理解作品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对作品可能会产生厌恶，甚至是抵制的情绪。
总的说来，读者期待的是可以丰富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作品，文本应该提供给读者的，是比其原先的认识和经历更丰富的内容。
三、从读者的期待视野看翻译策略通常我们讲到翻译策略就是指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这一对概念被认为是意译与直译（sense for sense translation and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概念的延伸。
因为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就是把语言层次的讨论上升到文化层面。
归化和异化的概念是文努迪（L.Venuti）在1995年提出的。
这一对术语来源于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
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
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读者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
这一理论启发了文努迪，由此出现了归化和异化的提法。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提过，译作和文学作品一样，最终必定归于读者，能被读者接受才是译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中也不能忽略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
译者必须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
如果译者没有适当把握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那译作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就会过大或者过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很难获得审美享受，对翻译作品产生抵制。
如果译作被顺利接受了，则说明译者正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采用了适当的翻译策略，使得译作与读者的期待之间有一个理想的审美距离，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愉悦，开拓了读者新的期待视野。
林纾在翻译时虽然经常随意对原文进行删节，但是他准确地把握了当时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
他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其译文便于中国读者理解，以中国化的语言形式表达原作的主旨和精髓，所以被读者接受。
而鲁迅的译作就不同。
他曾经希望能通过翻译把新的表现形式引入中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赋予其新的生机。
他提倡欧化的翻译，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中国读者对过于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接受能力有限。
所以他当时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让读者接受上遭遇了困难，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把握读者的期待视野固然重要，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读者的期待视野绝对不是一尘不变的。
历史在向前发展，文学在不断创新，读者的期待视野会随之产生变化，他们的接受能力也会逐渐增，相应地，译者的翻译策略也应体现出转变。
归化的翻译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占有优势，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生了变化，其接受能力也有了提高，归化的翻译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审美情趣。
归化可能会抹杀文化差异，是对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蒙蔽，无法达到文化传真的效果。
安托瓦纳·贝尔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都要经历来自异域的考验。
而归化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译法，是译入语对出发语的侵犯，不利于接受异域文化，也就不能实现通过异域文化丰富本国文化的目的。
于是在当代，译者所采取的策略已大致从归化走向了异化，这是顺应了新时代新背景的需要的。
全球一体化是现今我们面临的大环境。
人类世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的说法得到了广泛认同。
事实上，经济全球一体化是无庸质疑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需要，但是语言和文化却应该是多样化的。
人类文明之所以灿烂辉煌，就是因为它包含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成果。
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一味追求同一性。
翻译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消除差异。
相反地，译者有责任尊重差异性，在尽可能保留原文价值的同时也引进异域形象。
因为从接受美学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角度看，这样的异化翻译能给读者带来陌生感、疏远感和新鲜感，传递异国情调，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从而丰富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
四、结语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
翻译的实质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最终目的和功能除了要传递原文的信息以外，更要传递文化，促进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
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而译者是介于不同社会、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个体，肩负着传递信息，展示他方文化，解释文化差异，促进交流理解，丰富本国语言文化的重任。
在进行翻译实践中，要拓展视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能力，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翻译文化转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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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