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权构建重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者：暂无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6年第4期
赵修义
“话语”这个词，在中国舆论场上突显出来是近几年的事情。

可以说“话语”在中国是一
个新词。

2005版的《新华词典》中“话语”这个词条下的解释只是“言语，说的话”。

这显然
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话语”“话语权”“话语体系”等等所要表达的东西。

突出“话
语”“话语权”，我的观察重点是在“权”字上。

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一个过程。

最先是引进了
约瑟夫· 奈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

从国际环境提出要发展文化软实力，解决如何被认同或不被误解的问题，不挨骂的问题。

开始强调的是“中国元素”，后来说“中国故事”，接下来就是“中国话语”了。

提出这一说法的背后，是深深地感到中国尽管成了强大的
经济体，但是在国际舆论上还缺乏影响力和话语权。

后来，“话语权”这个视角又移用到国内，主要指在思想多元的背景下，尤其是在西方话语充斥我们的学术和思想领域的情况下，主流意
识形态如何主导，如何维护和强化自己的话语权的问题。

这两者的重点都在“权”“权力”（power）上。

尽管，“话语”“话语权”，以及“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等概念和命题还存在许多学
理性的问题有待澄清，但在这些提法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我这里重点探讨一下如何构建
我们的话语权问题。

第一，重视话语权问题，确实重要。

据我观察，现在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重点放在国内，着力于如何让官方话语取得“权力”，占领制高点。

所以考虑的重点是如何使用各种权力和资
源使得已有的官方话语在舆论场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换句话说是用权力工具来推行话语。

当
然也要改进说话方式和使用的语词。

另一种则是着眼于国际上的话语权，更看重创造新的语词（包括概念、表述）。

但是国际上的“话语权”不单是一个用词、造词的问题，涉及许许多多
语词之外的东西。

即使“话语”，也不是一个用词或语词本身的问题，按最先讲“话语”（discourse）这个词与权力（power）连在一起的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用法，“话语”是一种实践，其中就有一个怎么说话的问题。

第二，如何使得自己的话语被人认作为真理，才是关键。

至于“软实力”，争夺话语权等等，对外来说，好像是需要少说多做的事情。

看看除了霸权在握的美国人，许多国家都是只做
不说的，或者多做少说的。

挪威就是闷头搞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被联合国接受，经过里约
热内卢大会在全世界推广，影响力很大，但是没有听他们自己说我有了多少话语权。

我们是大国，当然不一样，但是像美国人那样说话，中国肯定不合适，因为我们不搞霸权主义。

像“软
实力”等等，本身就是美国人的霸权语言，“让人随我所欲”（约瑟夫·奈语），这类话说出去，是害自己的。

第三，创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需要的，但是当务之急是要把已经出炉的新语词、新表述、新论断，静下心来做点梳理，厘清各种新词之间的关系，力求少而精。

在阐释上花点
工夫，给人以确定性。

另外还需要把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之后的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那些概念、论断和口号好好清理一下。

现在的文件，各个时期、各种提法混杂在一起（就
文化来说，就有许多，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等等）。

至于“学术话语体系”之类的说辞最好不要提。

这本来是语词矛盾。

因为从学理上看“话语”指的是一种实践——语言行为，学术是知识，要
讲逻辑，才会有体系。

一定还要用的话，要解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为此提
供学理支撑的学术体系。

第四，重点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这里需要把其中的学理性的语言（如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与政策语言加以区分。

这种区分，从马克思、
恩格斯到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加以区分。

理论是比较稳定的，而政策和策略是经常变动的。

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好好地总结历
史经验。

不久前杜润生先生去世，许多纪念文章都称赞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推进农村改革的巨
大贡献。

其中一条就是发明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语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扫除“包产到户”的障碍。

一方面避开了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解决了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在学理上有重
大突破，那就是把所有权与经营权、使用权区分开来了，而且容许多层次的经营权。

这一条，
后来的许多改革就是由此而突破的。

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善于集思广益，非常地开明和宽容。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互相容纳，各家
见解虽有不同，但是经过辩论，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

比如对于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

结果，争论双方尽释前嫌。

观点不同的人们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谋”。

他是
真正主动听不同意见的人。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他能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找到什
么地方可以往前走一步，真正去解决问题，而且有极其高明的智慧，来“折衡”（古语“掊斗
折衡”，意即废止让人争多论少的斗衡）。

照顾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照顾，以利于政策出台。

比如提出农民和农村双层经营。

这些都是非常鲜活的经验，
可以加以总结的。

我们的语词的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话，就可以为解决今天的问题，为
政策用语的创新提供非常有益的启示。

第五，对社会科学还是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学理支撑的学科创新”比较合适。

但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情。

这事急不得，因为不容易。

问题是从何着手，能够比较快地取得
成效。

我个人的看法是，立马就全面铺开，每一个学科都去做，未必可行。

一则分散精力，另
则到了具体的学科就非常困难。

因为现在的学科分类本身就是从西方学来的。

学科的框架、范式、使用的基本的范畴等等都是如此。

比如哲学，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以前中国只有经学。

马
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西方的哲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才创造出来的。

冯契先生用了
毕生的精力，搞了《智慧说三篇》，在语言上也有所创造，靠的是会通中西（或者说会通中西马）。

没有会通是做不到的。

否则就会不伦不类，学界是不会接受的。

也无法到国际上去发声
与他人对话，更不要说什么取得话语权了。

这有赖于学贯中西的人才的培育，需要假以时日。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