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
“一个源于结构主义的分析范畴，用来说明意义如何在二元对立的词语系列中产生。

”（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具体地说，在语言学中表示“一个系统各成分间的关系，它可以用来把各成分区分开。

对立可以是语法对立（如单数对复数、现在时对过去式），或者是语音对立。

语音对立是由于语音上的差别而使得不用音位能得到区别的结果”（R.K.哈特曼、F.C.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索绪尔语言学被认为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原则的基础上的，他对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性和历时性，以及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等等都被看做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它的基本观点是要说明“意义产生与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符号或词语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与其他符号或词语相对立——其最确定的特征就是其他符号或词语所不具备的特征”。

（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

在解构主义批评中，二元对立不仅被视为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被视为人类文化活动的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乔纳森·卡勒说：“的确，结构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简单的：即二元对立、无论语言学的典范还齐国什么别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它鼓动了结构主义者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思考，无论他们研究什么材料，都在其中去寻找功能上互相对立的两面。

”（《结构主义诗学》）在结构主义的批评实践中，罗曼·雅各布森的语音元素辨析，采用的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将其属关系、饮食方式等放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以求得其内在结构的建立。

法国批评家 A.J.格雷马斯认为，人们对诸如上/下、男/女这类二元对立的感觉，构成了“符号指示的基本结构”；“我们感觉到差异，正是由于这种感觉，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

他提出：最低层次上的基本“语义素”的差异包罗了四种要素构成的两组二元对立：A/B=-A/-B，并将它们用于叙事分析中。

（《结构主义语义学》）特伦斯·霍克斯解释说：“格雷马斯认为，这些二元对立面形成隐藏得很深的‘行动素模式’的基础。

单独的故事的表层结构即使从这种模式的结构中派生出来并发挥作用的。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罗兰·巴特也用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来分析拉辛的剧作，指出拉辛的人物之不同，不在爱与他们在社交中声名和地位的差异，而取决于他们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从而形成父与子、男与女、卑微的人和自由的人等等的对立。

他说：“拉辛的区分方法完全是二元的，除了发生矛盾和对立之外，
绝无其他可能。

”（《论拉辛》）约翰·哈特利就此评述道：“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特征，它们产生于表意系统及其功能，即把我们对戏然与人类世界的感知经验建构得有条理并富有意义。

”（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
后结构主义批评对二元对立的解释又不同于结构主义。

雅克·德里达指出，二元对立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模式，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本原先于模仿等等。

它并不仅是众多形而上学姿态中的一种，它仍是形而上学的迫切之需，那是最恒久、最为基本、最有潜力的程序”。

（《有限公司》）他认为这是一个亟待打破的传统模式，因为“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唯见一种鲜明的等机关系，而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

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踞发号施令的地位。

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特定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多重立场》）。

德里达本人对文字先于语言、文明与自然共生的论证，都是朝这一方向的努力，但他也认为，颠倒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这一步骤，来全面置换西方的理性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