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拟考察前期英国文化研究的四位巨擘阿诺德、利维斯、霍加特、汤普森各自代表性著作《文化与无政府》《大众的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识字的用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四者的学术研究之间体现了“文化研究思维方式”的内在演变即对西方现代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使用、凸现、调和和消解，为理解英国前期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提供启示。
关键词：二元对立前期英国文化研究凸现和消解“二元对立”是西方人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彼此相互对立，突出世界在差异中呈现。
追根溯源，“二元列立’’思维模式最早由柏拉图提出，经过筒卡儿的丰富和发展，启蒙运动后开始走向成熟，并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人文主义和利学主义的相互列_立中发展到极点，而后开始衰落。
20世纪以来，随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崛起，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传统而临着巨大的挑战。
“前期英国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由凸显到消解的渐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
本论文拟考察“前期英国文化研究”四部重要著作，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1869)、利维斯《大众的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1930)、霍加特《识字的用途》(1957)以及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1963)，认为四者的学术研究之间既非简单的继承也非断然的对立，而是体现在“文化研究思维方式”的内在演变，即对西方现代思维方式一“二元对立”的使用、凸现、调和和消解，这不仅反映了19世纪到20世纪英国知识分子学术思想的转变，更是时代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衍化的结果。
一、阿诺德：确立“文化”与“文明”的对立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思想渊源上讲，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阿诺德开创的英国“文化与文明”的传统，他也因此被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在《文化与无政府》中，阿诺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审视社会文化现象，关注文化与政治意义，视“大众文化”为“无政府”，强烈批判“大众文化”。
其中，“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和冲突是本书的核心，主要表现为：首先，“我们”与“它们”的对立。
阿诺德曾把“英同社会”分为三个阶级，即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它们”指的是那些精力旺盛却墨守成规的野蛮贵族，沉醉于物质文明又唯利是图的市侩中产阶级和粗野愚昧而自甘堕落工人阶级群氓。
阿诺德最为不屑的是工人阶级群氓，“它们”来自穷乡僻壤，“走出了自己的城身之地，……想去哪就去哪，想在哪见值僦在哪，想喊就喊，想做就做，不受管教、没有约束，成为“无政府”的代名词。
这些人统统“非我族类”，不足为伍，它们享受着“它们的啤酒、它们的杜松子酒，它们的乐趣”。
诚然，在上述每一个阶级内部也存有一定数量的“异族”，这些人主要不受阶级精神的支配，而是，顷从普遍的“人类”精神，渴求世间“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辞”，是一个“小部分优秀群体”，成为“我们”的代言人。
“我们”与“它们”的剥立不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主体，而且也体现了“文化”与“文明”两个范畴的根本陛对立。
其次，“文化”和“文明”的二元对立。
在阿诺德看来，“文明”主要是捕述社会及社会发展状态的概念，其贡献归结每一个人。
“文明”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各阶层通力合作的结果，属于“它们”的文化形式，主要包括当时流行的通俗剧、音乐厅、流行小说、大众报纸杂志以及海边假日等“大众文化”形式。
而“文化”则是伟大艺术品的价值和标准以及欣赏和理解它们的能力，它是一个知识习得、人格完善的过程，主要包括三层意思：首先，它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是“是举世公认的最好的思想和言辞”；其次，它是一个“人格完善的过程”，提升和完善人的内在精神和心灵状态；最后，它是一种“行为实践”，不仅服务自己和群体，而且可以“治愈时代的病症”。
“文化”的贡献不属于每一个人，只局限于“小部分优秀群体”，它属于“我们”的范畴，是“我们”的文化形式。
诚如阿诺德所说，“受过很高教育的少数人，而不是很少受教育的多数人，将成为人类知识和真理的器官。
就词的完全意义上说，知识和真理是人民大众根本不能达到的”。
阿诺德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确立了“文化与文明”的对立式文化传统，即高尚的文化与低俗的文明，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新传统，一种“看待大众文化的特有的思维方式，置大众文化于总体文化中的方式”，这极大地影响了随后的精英主义文化研究者利维斯。
二、利维斯：凸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明”的对立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而且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
进入20世纪后，传统的“文化”逐渐演变和分化成“精英式文化”和“大众型文化”，即利维斯所描绘的，少数人掌握的文化和多数人享用的大众文明。
在《大众的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中，利维斯直接继承阿诺德开创的“文化／文明”传统，猛烈抨击“大众文叫”的娱乐性、庸俗性和欺骗性，主张运用少数人的“文化”米对抗和拯救大多数人的“文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明”的二元对立在本著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
首先，“小众”和“大众”的对立，或者说“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列立。
工业革命前，社会分工明确、各层人士各司其职，人类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辞”凝聚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中，在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物那里得以保存和传递。
工业革命后，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大众文明”形式如流行小说、广告、电影、广播、电视及出版业等得到了迅速生产和传播，“文化”突破少数精英人物的局限，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开始分享着“文明”的乐趣和快感。
于是，少数人的文化与多数人的文明之问产生了对抗，直到后来，这种矛盾愈演愈烈，“后者”逐渐取代了“前者”。
其次，“伟大传统”与“大众文明”的对立。
有感于“文化”与“文明”的本来倒置，利维斯痛心疾首。
他运用传统文学的“文本细读”法，深入剖析了“多数人的文明”。
“流行小说”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少许乐趣，提供的却是一种“毒品式的”消遣，“不是增强和更新对牛活的感受，而是给予生活的不适和对生活的拒绝和逃避。
“广告”，以“其不知疲倦、四处弥漫、浸淫式的操纵”，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选择。
“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的大片，”迎合了人们的低级情趣，是一利，潜在的恶果，因为它制造的是现实生活的诱人而又鲜明的假象”，是人们幸福的罪魁涡首，不满于“大众文明”的操纵性、愚弄性，利维斯提出了“少数人的文化”的概念，即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包括奥斯汀、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劳伦斯等人“伟大的英国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并且认为：“唯有依靠少数人，我们才能感受过去美好的人类体验；只有他们才能让传统中微妙的、易变的部分保持生命力。
唯有他们才能制定一个时代美好的生活标准，是这个标准而非其他，才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中心就在这儿。
”利维斯将“小众与大众”、“伟大传统”与“大众文明”进行对举，歌颂和推崇精英式文化、排斥和敌视大众型文明，凸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明”的对立+深化了阿诺德开创的“文化／文明”对立传统。
不过，与阿诺德仅仅提供审视“大众文化”的方法不同，利维斯直接运用“文本细读”法分析“大众文明”现象，为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提供了典范。
三、霍加特：区分“工人阶级文化”自身的差别20世纪50年代后，阿诺德开启的“文化与文明”的“二元对立”思维传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受利维斯直接分析“大众文化”现象的启发，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霍加特着手分析和研究“工人阶级文化”。
在《识字的用途》中，作者区分了“前期工人阶级文化”与“后期工人阶级文化”的差别，把视线从“文化与文明”的对立传统转移到“工人阶级文化”自身的对立之上，强有力地缓解与调和了“文化与文明”对立与矛盾。
首先，前期工人阶级文化，又称“30年代的文化”。
它是作者年轻时亲自体验的工人阶级文化，强调各利_大众休闲方式的联系，注重社区意识和家庭观念等，主要包括“工人俱乐部”、“铜管乐团”、“旧式杂志”、“海滨假日”等。
霍加特曾这样描写30年代工人阶级海边生活的场景：“各个不同小组扇形散开后，仙很少相隔太远，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就是城市和海边生活的一分子，在这里他们很舒适。
他们轻松地走过商铺，喝杯饮料，坐在海边木制椅上吃着冰淇淋和薄荷味汉堡包……如果是男士，集体去玩，在他们行进的途中可能在逗留处遗下一箱或两箱啤酒。
”“工人阶级文化”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的现实，表现工人阶级的情感和价值，呈现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不是“为了人们大众而制作的文化”。
它“具体可感”“健康严肃”，具有“丰富性”和“完美性”，值得回味和“怀旧”。
其次，后期工人阶级文化，义称“五十年代的文化”。
它是当前涌现的各种文化，包括“泡沫剧”的盛兴、卡通㈣的制作、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廉价杂志、自动投币唱机等。
其中，“美同式”文化对年轻人的毒害至深至远，霍加特举了美国“自动投币唱机”的例子：“如同以前章节捕述的‘咖啡馆’、‘奶吧’，它显示了现代种种花里胡哨的小玩意，艳丽的服饰，审美品位的彻底崩溃……与街角的酒吧相比，它是实足的单调乏味的放荡形骸的形式，在煮沸牛奶的香味里，弥散着萎靡不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数顾客――也们的衣着、发型、面部表情告诉我们―沉溺在一个夹杂着美国式生活因子的神秘世界。
”当前的“工人阶级文化”远离英同的文化传统，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属于商业性的文化。
它单调乏味、没有生机，不是人民大众“鲜活”的文化果实，是虚假、骗人的玩意。
霍加特延承英国“文化与文明”传统，不再局限阿诺德、利维斯式的“精英文化”，而是把触角延伸至“工人阶级文化”，有效地调和和改造了这一对立传统。
但是，霍加特也没有脱离前人窠臼，继续运用“文化与文明”的思维模式考察“工人阶级文化”，主张前期工人阶级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而后期工人阶级文化属于“文明”的范畴，这只不过是一种改造版的“文化与文明”的二元对立。
不过，霍加特让“工人阶级文化”回归日常生活，这为汤普森彻底消解“文化与文明”的价值对立奠定了基础。
四、汤普森：消解文化的价值对立20世纪60年代后，后起的文化研究者汤普森不满于传统的“文化与文明”的二元对立，专心致力于“工人阶级文化”研究。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作者否定用“少数人的文化”代替“多数人的文明”，明确提出“工人阶级文化”的概念，强有力地颠覆了“少数人的”的精英主义文化传统。
首先，“工人阶级文化”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历史意识之上。
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历史意识与“特权阶级”历史意识相互对立。
他批评少数特权阶级置工人阶级于不顾，一味地远离普通百姓，执著地描写狭隘的、成功人的历史，主张重塑“工人阶级”的历史意识，呼吁“如果想获得总体的概述，建议历史学家永远做一个聆听者”，聆听“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