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创办历程的简要回顾及启示作者：刘林来源：《法制与社会》2020年第17期关键词经济特区特区创办精神先行示范区作者简介：刘林，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宝安分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D6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DOI：10.19387/ki.1009-0592.2020.06.176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为中国经济突围和国家转型创设了“试验场”。

作为经济特区奇迹的一部分，其创办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外开放的早期探索，对当下先行示范区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

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大背景下，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和“试验场”创办的。

对当时国内外发展状况的观察和反思是经济特区创办的重要思想认识前提，党中央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方向选择时的关键抉择是经济特区创办的决策依据。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带给国家巨大损失，对这场在任何意义上都称不上“革命”的反思，让举国上下都意识到僵化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呼吁纠正“极左”错误路线，尽快从贫穷落后境地摆脱出来。

中央领导人也在反思历史和现实，积极酝酿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1977年1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地方考察第一站来到广东，针对考察中了解到的农业、工业、外汇、逃港、按劳分配、口岸工作、侨务政策等等问题，他对广东地方领导人说：“有些需要自己解决，有些需要中央解决，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政策問题。

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

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 这一针见血地判断，为他后来倡议建特区以及中央批准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思索，全国人民在思索。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打开了空间，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冲破僵化体制的束缚，对外开放和体制机制改革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国际间交流的增多，让人们看到中外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促使中央开始酝酿对外开放。

1978年，在国际局势尤其是东西方紧张关系趋于和缓的情况下，我国的外部关系得到改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

国家先后派出多个高级别代表团赴外考察，访问了50多个国家，过去长期对西方不实宣传所形成的偏见，在西方发达经济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大家普遍认识到过去这么些年我国与西方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紧迫感油然而生。

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先后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等亚洲七国，隔年初又出访了美国，为我国争取有利的和平发展环境的同时，他也切身感受到“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系列出访和考察，对我国对外开放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也是经济特区得以创办的直接渊源。

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国内外巨大差距产生的鲜明对比，让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酝酿接近成熟，再加上基层一些地区自发的改革和探索注入的原动力，改革开放已是水到渠成，下一步将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突破口，经济特区应运而生。

1978年上半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考察结束后，建议中央在广东宝安、珠海兴办出口商品基地。

同时为加强领导，办好上述两基地，建议提高两县行政层级，直属省管理。

以此为起点，经过蛇口工业区大踏步试验和出口特区的探索，最后正式定名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从萌芽到正式创办的两年左右时间，是冲破束缚的过程，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是敢闯敢试的过程，是探索前进的过程，是学习先进的过程，是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试办出口商品基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支持服务好香港、澳门，广东相继建设了一批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定向出口港澳。

宝安、珠海，虽然紧邻港澳，但出于政治边防需要，未能被纳入出口生产基地。

尽管如此，因为宝安有四千多亩插花地在香港新界，农民过境耕种之外，也与香港互市，以换取些许生活必需品。

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宝安经批准实行了“三个五” 及“小额贸易” 政策。

这些带有对外开放特征、实践上为宝安干部群众所欢迎的特殊政策起了大作用，客观上帮助宝安较为顺利地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有利政策一度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向洋、慕洋、靠洋”“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该政策的干部也被批斗，宝安对外开放的早期探索被迫中断。

十年浩劫结束后，宝安基层主张恢复该政策，学习香港新界地区发展经济的做法，并不断向前来调研的中央、有关部委和省领导反映和呼吁，逐渐让宝安、珠海建立出口商品基地趋于现实。

1978年5月，经过一个多月在香港、澳门的考察学习，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港澳经济之所以发展的好，关键是开放引进了发达国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遂建议中央学习港澳做法，建设出口基地，吸引港澳资金到就近的宝安、珠海，实现对外生产、加工，吸引港澳游客过来游览观光。

调整宝安、珠海行政管理体制，一是县改市，二是提升两地行政层级。

上述建议设想超越了以往出口商品基地的旧框架，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有了明显的改革开放特征，为经济特区创立作出了有益探索。

因此，可以认为这是酝酿创办经济特区踏出的第一步，而改革力度更大、影响更广的蛇口工业区在时序上要晚于出口商品基地。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同意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要求“抓紧时机把两县建设好，充分利用港澳，发展对外贸易，吸收港澳同胞和华侨资金，合建工厂、农场和其他事业。

”3月将两县正式升格为市，实行双重管理。

（二）创办蛇口工业区在通往经济特区的道路上，蛇口工业区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尖兵作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堡垒重围冲出的先导力量。

1872年，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成果，香港招商局的前身轮船招商局成立，这家标志性企业在我国民族工业、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挥了独特历史作用。

1978年6月，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袁庚赴港检查香港招商局工作，时间2个月。

考察期间，袁庚发现香港工业地价已经非常贵，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相反，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不缺土地资源，不缺劳动力，招商局船只还有无需检查和办手续就可以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的便利，由此他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在内地就近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

回到北京后，他把香港考察情况包括在内地建工业区的设想向部领导作了汇报，交通部党组认为这符合中央对港方针，有利于进一步办好香港招商局。

10月以交通部党组名义请示中央，要求扩大招商局的经营自主权，将其经营方针调整为“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中央批准同意交通部请示并鼓励“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为落实好中央批示精神，交通部委派袁庚主持香港招商局日常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实地调研准备，宝安蛇口被香港招商局选作建工业区的理想之地。

广东省和交通部向中央联合提交《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内地较为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充分结合起来。

”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副总理与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袁庚当面研究并批准同意该报告。

2月2日，谷牧副总理组织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招商局在蛇口办厂除了地方行政外，其余如纳税、海关进出口税等经济问题，参照香港政策办理，给了蛇口工业区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空间。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终选定的起步面积是2平方公里左右，蛇口工业区的批准创办，为中央决定创办经济特区奏响了序曲。

（三）从出口特区到经济特区就在宝安、珠海建设出口商品基地，蛇口工业区陆续获批后不久，率队在汕头调研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1979年2月21日向省委提出报告建议在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

效法“亚洲四小龙”的自由港、出口加工区，在汕头选定一块区域，打破旧框框，适当放权，发挥汕头劳动力优势，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优惠税收，探索开放条件下发展经济办法，三、五年就能扭转落后被动局面。

吴南生的提议迅速得到省委班子一致同意。

省委还认为出口加工区可以扩大到汕头、宝安和珠海同时搞。

于是“先行一步”有了确定的对象和可操作性方法，剩下的问题是得到中央授权批准。

4月初，广东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报中央汇报稿。

决定向中央提出8个方面的要求和建议。

中心意思是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先走一步”。

并建议将宝安、珠海和汕头的礐石、达蠔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合作区”，参照国际惯例开发经营。

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期间广东、福建两省请求中央适度放权，让地方有更多对外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加快发展。

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和支持，邓小平同志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

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

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什么坏处。

” 至于广东提出的三地办出口加工区的名称问题，邓小平同志建议：“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这便是“经济特区”名称的由来和简称。

具体怎么办，邓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7月20日，中发[1979]50号文发出，中央正式对广东、福建放权给政策。

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支持改革两省经济管理体制，决定试办出口特区。

同时，拟在中央层面组建协调小组，保证特殊政策有效落实。

8月，国务院组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领导。

50号文的出台，标志着特区创办的进程加快，对外开放的思路更加清晰。

同时，广东在试办出口特区的实践中不断深化了对办好特区的认识，也清醒地看到不少思想体制障碍，并把他們集中归纳到12月16日向中央就筹办“出口特区”工作的专题汇报上。

主要有：一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

“一快”就是看准了的立即动手，大胆放手。

“二宽”就是要给予投资者足够优惠，以利于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要坚决克服极左路线的干扰影响。

二是把办特区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用建立特区这种形式具体和集中地体现中央关于充分利用外资，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的精神，对外释放开放强烈信号，对内统一认识。

同时为更好体现中央办特区初衷，发挥特区更大作用，“出口特区”的提法不能全面反映特区的功能，建议改为“经济特区”，更能反映其在经济领域多方面改革试验区功能，同时也与海外类似做法做了区别，表明这个特殊经济区的前提是它的社会主义属性。

而且新时期的经济特区不同于根据地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也将有别于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和澳门，不是政治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