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
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
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
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
”[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
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
“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
”[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
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说，先秦政治思想并不从主权方面着眼，既不主张君权至上，也不主张民权至上，而是一种君职论，强调君主在统治时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作为君主的职能。
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
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官僚集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但国家机器却能够正常运转。
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政府形式应该称之为“士人政府”。
“主导社会及政府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贵族，或者如中世纪欧洲时的宗教，而是士人。
”[9]士人传统的真正开启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汉朝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等等，都是从社会中选拔受过教育的士人进行政府管理。
因此，不能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亦或者是君主专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但“毕竟来自西方历史传统之下，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23]但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马克思的历史论断能够很好地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而钱穆的观点却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其傲然的姿态，这一点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
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应该很好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偏听
偏信所谓的真理。
其次，中国古代政治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前面所讲到的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还存在这样一群为辅佐君主而设立的机构，这些机构被合称为官僚集团，而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中，又以宰相与君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发展。
皇帝和宰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制衡关系，二者都不能独裁。
皇帝和宰相都是古代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有各自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基本上是严格按照一种程序来进行行政事务的实际操作。
但由于各个时代情况不同，君权与相权之间的这种职责划分也各有不同。
作者以自己多年的研究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突破了以往我们所认为的君主专制是由皇帝一人独大的观念，“虽然在现实政治中，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减弱，但在皇权与相权的不断博弈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下来，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原因。
”[14]
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除了皇室成员是有世袭特权的贵族阶级以外，其他的从政人员皆由社会中获取，秦隋之间主要通过察举，隋以后则主要通过科举考试。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选贤任能的政治理念，它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
钱穆先生在书中还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的论述，“没有知识分子，对社会提不出有理想的，发展的策略。
”[7]这恰好又印证了之前所说的中国社会的士人特色。
皇帝的世袭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内在需要，而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制衡，也能够防止普遍腐败的产生。
这些都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得以绵延几千年而不因革命废止。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颠覆传统看法的论断，其中一个是对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门第制度的正面评价。
以前对门第的看法仅仅是一群世家子弟凭借着自己祖上的功业而获得庇佑，不务正业，以清谈为风，好服药追求长生不老。
在中国文人的作品中不乏有对其进行大力批驳的人。
但是作者认为“门第在其时一个重要作用即是传统文化之传承人。
当时社会动荡，人们的意识状态处于混乱之中，但是在门第中，因为世代相传之教育以及生活方式，均成功抵抗了大局下的文化错乱，从而使文化之接续不至于出现断层。
”[41]
最后，中国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差别。
自秦朝至清末，我国的政治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虽然出现过王朝的更替，但本质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倡导要反封建打倒封建专制，但实际上中国的封建专制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结束了。
但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却又没有如西方社会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士人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而形成的。
“中国之士人，不拘泥于某一技艺之培养，如音乐、绘画、书法等等，而是着重于培养精神之自如与坚强，对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自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38]即使是对技艺的训练，也不是以发展技艺为终极目标，而是欲借助技艺用之于精神之培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轨迹，均以精神生活的建设为首要，社会能够维持相对之稳定，但在科学技术上，因为对其的鄙视与不屑，所以并不看重或着重发展。
西方本身为一商业社会，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这种物质生活的追求，必然导致对外扩张之要求和对技术力量的开发。
而在社会思想上，强调个人主义以
及个人财产之神圣不可侵犯。
当近代以来，农业遭遇工业，传统对撞现代，精神抵挡物质，而在技术上的差距导致中国的稳定社会土崩瓦解，因此在思想意识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容易由现状得出中国传统之一无是处，而倾向于举盘西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处在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之中，从而忽视了本国文化的自发的生机。
”[52]当时的中国，全国上下都处于意识混乱状态，大动荡的格局下，很容易出现盲目的学习与盲目的抛弃，从而忽略了对自己国家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信任。
如今，作为理性的中国人，我们应当秉承着一种基于自己国家文化的理解和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来理解我们所遇到的各种事务，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今后的出路，要政治清明，要社会安定，不能盲目借鉴西方的理论来运行，应定要用我们内部的力量来解决”[54]给予当今社会一种更具有价值的理解，这便是历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也不辜负作者对于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