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引论1 关于语言1.1 语言的多维度界定(1)语言是人的标志性特征“语言是所有人都有的,同时只有人类才有。
希腊人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
”(陈嘉映2003:1)(2 )语言的有限性与人的有限性“语言是本族人与外族人的界限。
”(陈嘉映2003:1)语言的有限性与人的有限性同一。
阿鲁秋诺娃(Н. Д. Арутюнова)以《语言与人的世界》①命名其著作,就是佐证。
(Арутюнова1999)(3)语言与心灵、精神的关系“洪堡说:‘语言是世界观’,又说,‘语言是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一个民族人民的精神就是其语言’。
”(陈嘉映2003:1)“……培根说,‘人们以为心智指挥语言,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语言控制着人们的心智’。
”(陈嘉映2003:1)(4)语言与心灵活动、社会“语言是一种心灵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
而且,在所有心灵活动和社会现象里,语言是最系统的,最适合成为系统思考[episteme]的对象。
”(陈嘉映2003:2)参阅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②。
1.2 语言的重要性“语言对人的重要性几乎怎么说都不为过,用不着有什么时尚潮流,自古以来,喜欢反省、思辨的人鲜有不被丰富而有趣的语言现象吸引的。
”“我们不妨借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语言这个题目也许是所有题目中最大的一个’。
”(陈嘉映2003:2)注意:这里暗含着对语言转向的否定。
1.3 我们的语言观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文化载体,也不仅仅是系统的系统,而是多元世界中的一种特殊在者(beings, сущее)。
例如,暖水瓶可以保温,但保温却不是暖水瓶。
同理,语言可以行使交际功能,交际功能本身却绝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一种特性。
至于系统的系统的系统,也只是语言的一种存在(being)方式或特性。
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对语言而言,其“是之所是”的内涵是什么?质言之,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
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③。
语言研究可以根据目的大致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为语言而研究语言;另一类是以语言研究为途径,旨在研究语言外的人及人世界。
前者叫语言学,而后者叫语言哲学。
2 语言哲学的界定2.1 从外延出发“从前不分哲学、科学或思想,对语言的系统思考全可归入‘语言哲学’名下。
”(陈①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8, 19999.②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嘉映2003:2)不过,现在却有特定的用法。
“宽泛的用法指20世纪以语言为主题的哲学研究,狭窄的用法则指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
”(陈嘉映2003:2)20世纪的西方哲学区分为分析哲学传统(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莱尔、塔尔斯基、蒯因、达米特、克里普克等)和现象学-解释学传统(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梅洛-庞蒂、德里达等)。
“这两个传统虽然都是哲学,虽然都体现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但是两者在入手点、术语、论述框架、论述风格等各个方面均相去甚远。
而且——细想起来这一点颇为奇怪——两个传统之间的对话也不多。
所以,很少有人把两个传统对语言的思考合在一起论述,多数题名为‘语言哲学’的著作都采用较狭的指称,特指分析哲学传统的语言哲学。
”(陈嘉映2003:3)2.2 从内涵出发“塞尔曾建议区分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linguistic philosophy, 前者研究语言的普遍性质,如指称、意义、真假,关心的是普遍的哲学问题,后者研究特定语言中的特定词语的用法,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①。
”(陈嘉映2003:3-4)其实,塞尔的这种区分是人为的、无意义的对立,理由如下。
第一,语言哲学作为学科,它在研究对象、方法以及其研究成果的普适度上具有整体性,正如所谓“普通语言学”与“特殊语言学”的区分不可取一样,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与linguistic philosophy之间的区分同样不可取。
第二,linguistic及其同族词都具有两个义项——(1)语言(的),(2)语言学(的)。
在第(1)个义项上,linguistic与language 同义,因此可以互换使用,理解和翻译时完全没必要区分为所谓的“语言学”、“语言”,否则会造成混乱,如“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等问题。
第三,如果将linguistic philosophy理解或翻译为“语言学哲学”,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是否还存在“数学哲学”、“经济学哲学”等?至于下面万德勒的作法,就更令人忍俊不禁了!万德勒提出区分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linguistic philosophy和philosophy of language. (陈嘉映2003:4)不过,维特根斯坦第一个提出“一切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②。
这种观点极为深刻,然而也容易把语言哲学变成以基督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西方价值观那样的,因为范围的过度拓展而无所适从的东西。
2.3 我们的界定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是通过语言分析揭示人及人的世界的科学。
其中,“语言分析”是手段,是过程,而“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却是这门学科的目的。
3 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3.1 关于语言转向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
(陈嘉映2003:14)本体论要确定的是“什么东西存在”或“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形式”。
认识论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可以看作一种进展,因为我们不再独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对人类怎样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
沿着这样的线索,我们也可以把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看作一种进展:我们认识存在的意向、方式、过程和结果都会成为语言的意义,都会通过符号化固着于语言之中,都会与能指一起构成语言本身。
所以,阿佩尔的说法既可以看作一种描述,也可以看作一种主张: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
例如,达米特就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把语言哲学而不是把认识论置于哲学的中心。
(陈嘉映①Sear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导言.②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4.0031.2003:14-15)当然,无论用什么模式来概括历史,都不可能事事解释得通,不过,20世纪哲学经历了一个“语言转向”①,这是大多数论者都能同意的。
“语言转向”不仅属于本讲座所介绍的分析哲学传统,而且由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所代表的现象学-阐释学传统也经历了这一“转向”,实际上,从“现象学”这个名号转变为“解释学”也可以看出这一流派越来越重视语言问题。
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当可说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
有鉴于此,不少论者认为20世纪哲学和对语言的哲学探讨成了同义语②。
不过,说到语言转向的具体原由,人们的看法就不那么一致、清楚了。
(陈嘉映2003:15)3.2 语言转向的原由3.21 新逻辑学(数理逻辑学)的发现(弗雷格)。
新逻辑学也就是数理逻辑学,其产生不仅为哲学的语言转向创造了条件,而且成为这一转向得以发生的主要原由之一。
大家知道,哲学的语言转向发生在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兴起和迅猛发展,哲学因而发生存在危机的历史语境中。
一方面,哲学面对着生死存亡这一危机;另一方面,时代要求人们将哲学建设成为像数学等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学科。
这就须要拥有对语言实施定量分析的工具。
所以,数理逻辑的产生正好顺应了这一时代需求,成为哲学语言转向的原由之一。
3.22 对古典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
维也纳小组认为,对命题意义的研究将代替对认识能力的研究,传统的认识论将从此消失,哲学将不再纠缠于那些不清不楚的问题,凡是可以表达的,就可以表达清楚,“原则上没有不能回答的问题”,所谓回答不了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真正问题,而是一些无意义的语词排列③。
后来,维特根斯坦引用涅斯托伊(Nestroy)的一句话作为他《哲学研究》的题词:“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伟大”,可以说为这场革命热情浇了几滴凉水。
(陈嘉映2003:15)3.21和3.22可以合在一起看,新逻辑学的拥护者借用新的逻辑手段进行语言分析,可以揭示出古典哲学中很多混乱,批驳过去的很多论证,他们相信,借用这些逻辑手段将能够建立新的哲学论证和新的哲学。
3.23 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无论分析哲学的开山鼻祖弗雷格还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都极力反对心理主义。
因为对心理活动的解释总难免带有主观成分,对语言也就是命题的意义却可以进行客观的研究。
由于人们对以大全为追求目标的古典哲学的厌倦,由于人们对实验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过度推崇,心理学便无限膨胀,大有凌驾于所有学科之上并取而代之之势。
于是,不仅以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为己任的分析哲学,而且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都从反对心理主义出发,建构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的学说④。
这正是语言哲学所要求的。
3.24 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这一点可以从威廉·洪堡、德·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对现代哲学的影响看到。
⑤语言①Linguisitic Turn, 也有译作“语言学转向”的,但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这三个阶段来看,还是说成“语言转向”比较恰当。
(陈嘉映2003:15)②③④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一卷).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⑤对“语言转向”有一种通俗的解释:哲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所以语言不仅是哲学的诸课题之一,而且是通向所有课题的必由之径。
可是,哲学通过语言来表述,自古皆然,因此,这一事实最多说明为什么语言自古以来就受到哲学家的特别关注,却说明不了“语言转向”。
(陈嘉映2003:16)哲学要建立,语言哲学要发展,对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
因此,作为科学的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既为语言哲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也成为哲学语言转向的原由之一。
由上面的介绍不难看出,前两条并不能解释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语言转向。
而且,这些动因以及以外的动因究竟在形成语言转向时占了何种分量,仍没有一致的意见。
3.25 陈嘉映的认识阿尔斯顿在他的引论式的《语言哲学》里提到“对语言哲学有着特殊干系的转变”:“传统上人们总是觉得,概念分析的工作无论怎么重要,那毕竟是一项初步的工作,哲学家的终极任务是获取对世界的基本结构的充分理解、获取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一套充分的标准。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任务可以由哲学家坐在沙发上完成,也许还只有概念分析适合于哲学家去做,而概念分析当然“总是牵涉到语言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