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史论文中的人格思考●陈晓芬〔摘要〕苏轼论史多有新见,但透过纵横捭阖的议论,贯穿始终的是他的人格思考,他用以评断历史人物的参照标准是他的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

苏轼在大量史论文中勾勒出理想的人格形态,这一人格以超俗的特质与现实的价值光辉显得完美无缺,也以行为表现的进退自如而显出精神上的主动乐观。

苏轼史论文还反映了他提出如是人格理想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佛、道思想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他有深刻的影响。

所以,苏轼论史立意新警,根本上是源于深沉的思考。

〔关键词〕苏轼论史人格思考〔作者简介〕本刊特约撰稿人,女,1948年生,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副教授。

200062收稿日期:1999.3.21第21卷第1期2000年2月Vol.21No.1Feb.2000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Journal of Ji ’an Teachers Colle g e (Philoso p h y and Social Sciences )苏轼喜论史,在其散文中,各类论史的文章多达百余篇。

苏轼论史又以多出新见著称,犹如魏禧所云:“有窥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见识,却不去论古人,自己凭空发出议论,可惊可喜,只借古事作证。

盖发己论,则识愈奇:证古事,则议愈确。

此翻旧为新之法,苏氏多用之。

”(《魏叔子日录》卷2《杂说》)然而就苏轼本旨言,他更看重的是立论的精当可信,却并不刻意于标新立异,他明确反对“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子思论》)的做法,主张作文应是“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荀卿论》)。

那么如何理解苏轼论史常持异说这一现象呢?当我们对苏轼史论文细加寻绎,不难发现,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形貌各异的历史人物,苏轼的思考有一个明确的参照标准,这就是他的人格理想和对人生的价值取向,他的议论固然呈现纵横捭阖、矫夭多变的外貌,但蕴于其中的内核却是恒定的,贯穿始终的。

于是,单纯就论史角度言,因为融入了较强的主观意识,苏轼的见解常与旧论牾,文章表现为异说迭出。

但若从苏轼主体思想的角度来看,其史论文中的独异之见则是他一贯的人生追求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得以表现而已。

因此,苏轼的史论文具有多重认识价值,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苏轼人格追求的丰富内容。

由于是论史,形象的史事和理性的阐释互相交迭,所以从中表现出来的苏轼的人格思考往往更加生动具体,通过这一个独特的侧面,我们能够深刻体味到苏轼所构想的人格特征,乃至了解形成这一构想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

一历史把一群声名卓著的人物推到了士人面前,令人心驰神往的辉煌业绩,抑或令人25第1期扼腕叹息的悲剧结局,无不伴随着具体实迹载于史册之中,后人瞩目的,总是他们的不凡经历和在历史上发生的实际作用。

苏轼也不例外,因而重要史事总是他史论文的切入点,但与他人有所不同的是,他没有把目光过多滞留在史迹本事之上,他更关注的是形成如是现象的深层原因。

他曾说,孔子在《春秋》中对某些历史事件深感哀伤,于是“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论郑伯克段于鄢》),其实这就是苏轼本人论史的宗旨。

因而,探寻史事成因成为其解读历史和思考历史的主要方式。

而且,苏轼在深入思考史实形成缘由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人的主观因素,从实迹出发,他着力考察推断历史人物的心理形态和精神境界,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议论评断。

也就是在这样的论析过程中,苏轼清晰地构描出了他所仰慕的人格形态,展露了其理想人格的丰富内涵。

对苏轼来说,最有魅力的自然还是备受后人揄扬的圣人贤者,常常是在对他们的极意赞美中,寄寓了他最完美的人格理想。

伊尹就是苏轼心仪的人物之一。

据《史记》载,伊尹事商,曾立太甲为帝,太甲暴虐,伊尹废之,自己摄政当国,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复立之。

伊尹擅自废立君王的举动,在封建制度巩固完善的时代无疑当被视作大逆不道的僭越行为,因此在苏轼看来,伊尹如是行而“天下不以为惊”,“天下不以为僭”,“太甲不以为专”,实在称得上是历史奇迹,他在《伊尹论》一文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惊叹钦羡之意。

苏轼当然难以对此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按其思维习惯,他把满腔热情投向对伊尹的人格探索,苏轼充满神往地写道:“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

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

”“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

”苏轼认为,伊尹的人格境界已经完全排除私欲,达到了超越荣辱得失的高度,就是这种超越使他才智超凡而无不可为,使他在行为表现上不再受世俗标准的规范约束,使他违逆常规而不为所疑。

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认识,苏轼甚至不能接受柳宗元对伊尹的褒扬。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桀赞》一文中称道伊尹为“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这一结论本身与苏轼对伊尹的评断并不相左。

但苏轼认为,柳宗元此说有为自己跟随王叔文一事开脱之嫌,是以世俗之心来理解伊尹,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指责柳宗元此文“终篇皆妄”,并强调说:“圣人之所以能绝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无。

”(《柳子厚论伊尹》)这足以说明苏轼所理解的人格最高境界具有超常的特质,以至含有私人动机的赞美也不能为他所容。

苏轼这一充满理想色彩的人格构想在《孙武论》中又以另一种方式得到表现,文章肯定了孙武的善于用兵,但更指出“其所短者,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用智”,之所以有此缺陷,是因为“急于有功”,“变诈汩其外,而无守于其中”。

苏轼指出,由于功利心的作用,智总是被视为具体的技巧、手段加以传习,结果常常出现陷于困境而智不得用的情况。

真正的用智应该是超越外象,不被外境所囿,他在文中作了如是描述:“深山大泽,有天地之宝,无意于宝者得之。

操舟于河,舟之逆顺,与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

是故惟天下之至廉为能贪,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为能诈。

何者?不役于利也。

”苏轼的叙写看似玄虚,其实包含着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要说明的是,世事错综复杂,变化万千,若欲自如地驾驭并获取成功,依靠的不是常人所理解的智慧和具体的技巧手段,而是精神境界,这是无关功利、不含私欲的一种境界,亦即他在《伊尹论》中所说的“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者。

达到如是境界高度,就消除了外在的有形制约,心中才无任何疑虑顾忌,才具备真正的大智大勇,才可无所不为而无所不成。

苏轼在《孙武论》与《伊尹论》中所述角度尽管陈晓芬:苏轼史论文中的人格思考26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1卷2000年不同,但展露了同一种人格形态,这一人格最基本的特征是不为外相形表所拘囿的超俗性,所以不能通过惯常的行为方式去理解。

这是他褒贬伊尹、孙武的立足点,也是他提出一家之见的立足点。

苏轼的这一人格构想在论说其他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不断表现出来。

他指出诸葛亮终不能绝曹魏而屡战屡却,失之于“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诸葛亮论》)。

苏轼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看法:“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

”这说明,当人格境界尚未达到能够消解外部差异而无所不可的高度,仅在形表仿效之,失败必不可免,诸葛亮即如此,他无此境界却欲借信义服天下之心,把仁义和诈力都作为一种手段来实施,结果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反而不如曹操一意使用诈力取得的成效。

显然,此文中商汤与周武王持有的人格正是苏轼固有的理想体现,其超越常俗表现形态的特性与苏轼在前两文中所论完全一致。

苏轼也曾论及范蠡的及时退隐,从表象来看,他不否认“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论范蠡》),但从人格境界看,范蠡的避祸隐退与鲁仲连的轻富贵守节操则相去甚远,苏轼在文中严厉地指斥范蠡“才有余而道不足,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同勾践一样,“亦鸟喙者也”。

这再次表明,苏轼认可的人格是不能简单地与行为表现等同看待的,再完美的外象形态,只要夹杂纤毫私欲,就失去了光彩。

正是这种高度理想化的人格标准,使苏轼对获得众人认可的许多英雄豪杰表示了不满与遗憾,他对史事的独异之见也由此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人格思考并没有停留在超俗这个层面上。

超俗是理想人格的特质,却不是其价值目标。

从上文所举诸例可以看到,苏轼对人格的理想化勾描,大多以人物的成败实迹为起点,这表明,人格本体固然不为外象所拘,但人格价值的终极体现却仍然是外在的成败结果。

苏轼竭力推崇无所欲求的人格境界,却并不想由此进入无所作为的出世状态,反之,恰恰是这一无所求的境界,保证了无不可为和无不成功的实现,唯其如此,才真正显出这一人格的完美性。

因而,苏轼特别关注的,是不为天下所动的伊尹创造了居臣位而制天下的历史奇迹,是无意于离间敌方的商汤、周武偏能克敌制胜的事实。

在后人颇有微词的《乐毅论》一文中,苏轼也以同样的价值取向指出了乐毅的不足。

当人们普遍赞美乐毅以仁义之心而不攻取齐国最后两座城池时,苏轼却讥之为“未知大道”,并一反众人同情乐毅不幸结局的心理,毫不容情地指出乐毅的遭遇皆由他自己一手造成。

在苏轼看来,将崇高的人格赋予一个功业上的严重失误者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乐毅的失败正说明他存在人格的缺陷,他的行仁义只是一种狭隘的行为抉择,人格的不足与行为的抉择发生矛盾,亦即违背了苏轼所云“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的原则。

在文中,苏轼又一次提到“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无取天下之心,乃可与言王矣”的道理,乐毅既无此心,又不知大道,其结局只能“为天下笑”。

这一严峻的断论遭到了后人的批评,明王世贞就大不以为然地指责苏轼“未能悉乐毅”,“真所谓以成败论者也”(《读书后》卷一《书乐毅传后》),不过这正说明了苏轼对人格价值取向的执着认定。

可见,不为外物所动的崇高境界,恰恰是在统制万物中表现出终极价值,无意得天下之宝者,结果正能得宝,毫无功利内涵的人格精神,最终又维系于功利目标。

不过,依恃这样的人格精神,目标的实现是在无意之中自然而然完成的,正如苏轼在《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中所云:“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

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这充分表明,苏轼设计的人格模式具有出世性与入世性的27第1期双重构成,作为其内质,决不含有利益因素,它的纯粹性甚至达到拒绝任何外在行为标准程度,但作为价值指向,它却不以纯精神状态为固守的领地,它仍落实在世俗功名利益之上,此二者不可缺一,否则就是未臻于完美。

无疑,苏轼的人格思考充满了理想化的成分,饱含着他本人的宏愿壮怀。

但苏轼毕竟是理性的,历史事实的冷峻严酷以及现实生活的艰辛坎坷不能不对他的思考发生影响,于是,在他那美妙昂扬的人格设计中,又出现了冷色调的一笔,这就是他在另一些重要的史论文中所提出的“忍”的问题。

《留侯论》是颇得后人关注的著名论史作品,这篇文章把一个“忍”字发挥得淋漓尽致,苏轼对张良在圯上老人指点下养成的心胸气度揄扬备至,他把刘邦、项羽之间历时数年震撼天下的激烈争斗归结为“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而刘邦以忍得天下,又得之于张良的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