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明清徽商妇的生存状态和贡献叶爽古徽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明清时期，这里走出了一支商业劲旅，徽商以“亦儒亦商”为特色，在众多商帮中异军突起称雄商海百余年，积累的资本富可敌国，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受到了颇多的美誉。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徽商妇的默默付出，伴随她们的除了寂寂的等待与生存的艰难外，只剩下一座座悲凉的贞洁牌坊，在历史的角落里默默的被人遗忘。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对于徽商妇的研究文章仅十余篇，相对于研究徽商浩如烟海的文章与论丛来说屈指可数，笔者私以为不应该将这一群体遗忘。
本文欲以徽商妇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历史贡献。
一徽商出门行天下，徽商妇留守家中，成为了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留守性群体。
据赵赟对明清两代徽商妇这一留守群体的估算，明代中后期留守的徽商妇约有20—30万人，清代康乾时期则达到40—60万人。
①如此一个庞大的群体，其生存状态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当徽商出门行商时，家里的一切重任就落到了徽商妇的身上，她们所承担的主要责任主要有三个，维持生计，抚育子女，侍奉公婆。
1、维持生计，朴素勤做徽俗曰：“歙之视他邑有异也，人尚气节，民素朴淳，语音不一，嗜欲靡同，西北好饰而柔雅，东南守约而俭勤，刀耕火种，妇子苦营，无骑徙步，衣食鲜丰。
”②其中“女人尤号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鍼治，口紉綻,黟祁之俗织木棉,同巷夜從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③这其中的女子，大多数为徽商妇。
徽商妇平素里除了要帮家里务农外，还要从事纺织、茶桑等副业来贴补家用。
一些乡间传唱的竹枝词，愈加彰显出商人妇的勤做精神。
如“纤纤玉手捧柔桑，蚕纵眠时妾自忙，试看邻家新嫁女，夜深犹未卸红妆。
”④“深闺纺织多辛苦，五夜疏灯障碧纱”⑤，而这种辛勤节俭的习惯一旦形成，就能够很好地延续下来。
许多徽商累聚万资，归家之后，徽商妇仍然能够保持着这种生活方式。
如明代许长公母汪氏，“始归而绩，中夜不休。
及既饶，绩犹故①赵赟：《竹枝词中的徽商妇形象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3期，第39页。
②洪玉圖：《歙问》，《丛书集成续编》，第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③何东序，汪尚宁等修：（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地理类”，第2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④翟赐履：《泾上竹枝词》，欧阳发、洪钢编：《安徽竹枝词》，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18页。
⑤倪伟人：《新安竹枝词》，《安徽竹枝词》，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55页。
也。
始归，而跕履摄衣，即敝垢不数易。
及既饶，敝垢犹故也。
”①正是艰苦的劳作，使得徽商妇知道钱财来之不易，才得以一直保持节俭的本色。
2、抚育子女，侍奉公婆“健妇持家身做客，黑头直到白头回。
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②徽商行走在外，往往十年、数十年不归，等到迟暮之年归家，儿孙早已长大。
在这种情况下，徽商妇一人独自担当了父母的双重角色，将儿女抚育成人。
除了将子女抚养长大外，更重要的是对于子女进行教育，徽商妇都懂得“教重于养”的道理。
如婺源人汪紱父因家贫出游不归，其母江氏亲自教授其四书五经。
江氏恐其“艰于从师，又恐时师弗能教也”，“乃自课，督室中置长榻一”，江氏“坐治针黹，虚其半置书。
又设小几，坐先生于旁，教之讽诵，细为解释。
句读必专一，不得左右顾，顾辄夏楚。
慈母也，逾严师焉”。
③对子女养与教相结合，“养正于蒙”。
在家庭生活中，徽商妇孝悌友爱，侍奉公婆如同父母。
如歙县郑氏“事姑如母，姑亦子视安人”。
④商人方文燦妻吴氏，听到夫死的消息后绝食，“以舅姑年八旬勉起抚孤，缝纫以供堂上。
”⑤徽商妇对妯娌之间也都以礼相待，并能在亲戚困难时力所能及的伸出援助之手。
徽商妇所作所为带来了家庭的稳定和和睦，让徽商能够专心经商。
累资巨万的新安商人黄彦修在回顾成功之道时，不忘提及其妇的功劳。
慨叹曰“吾得妇可无内顾”。
⑥3、劝夫课业，出谋划策徽商妇的历史舞台不仅仅局限于家庭生活之中，她们的贡献也不仅仅在于维护了徽商家庭的稳定。
她们自身有着很强的商业观念，在商业活动中所展现的远见卓识，对于徽商的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许多徽商的经商之本就是来自于徽商妇的嫁妆，泽富人驾部公因家贫想行商而苦于没有资本，其妻郑氏“脱装奉驾部公，佐公贾”。
⑦当丈夫经商遇到困难时，徽商妇也能慷慨解囊，帮丈夫度过难关。
歙县人洪承章，在吴越经商不利，失去了资金。
其妻吴氏“脱簪珥佐之”。
⑧徽商妇的聪明才智，帮助了徽商创业守业，扩大商业规模，并能够在徽商事业的艰难时期给与支持，她们的远见卓识，为徽商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①汪道昆：《太函集》卷32《许母汪儒人传》，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693页。
②方士度：《新安竹枝词》，《安徽竹枝词》，第50页。
③余龍光撰：《雙池先生年譜》，《清代徽人年谱合刊》，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34页。
④汪道昆：《太函集》卷41《赠安人江母郑氏行状》，第886页。
⑤许成尧：《歙县志》卷12《烈女》，华东师范大学古籍阅览室保存本，民国26年版，第6页。
⑥汪道昆：《太函集》卷56《明故新安衙镇抚黄季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铭》，第1180页。
⑦汪道昆：《太函集》卷41《赠安人江母郑氏行状》，第885页。
⑧汪道昆：《太函集》卷46《明故处士洪君配吴氏合葬墓志铭》，第971页。
二徽商在家庭生活中相夫教子，维持家计，助夫经商，展示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智慧与勇气。
我们为徽商妇的美德与智慧所折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徽商妇们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1、空守孤房，精神空虚“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客久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
”①一位商人妇从嫁入夫家，到丈夫外出从商，一起度过的生活最多不会超过五年，最短仅仅数月而已。
“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较为真实的描述了徽商妇的婚姻生活。
漫长的岁月寂寞难耐，除了生活上的艰苦外，精神上的空虚更加让人郁闷，汪于鼎洪度作新安女史征言：“吾乡昔有夫娶妇，甫三月即远贾，妇刺绣为生，每岁积馀羡易一珠，以记岁月，曰此泪珠也。
夫还，妇殁已三载，启视其箧，积珠已二十余颗。
”②作者慨叹道：“止此一事，而其时礼教之谨严，生计之迫压，家族之苦痛，交通之闭塞，皆可见焉。
其通常三岁一归者，固不敢怒商人重利轻别离也。
”③2、抱贞守淑、砥砺苦节“按歙为山国，素崇礼教又坚守程朱学，闺闱渐被砥砺，贞淑扬馨，殆成特俗。
”④徽州是朱熹的桑梓之地，程朱理学之风盛行，女子从小就诵读《女儿经》、《孝女经》、《女戒》等书，被教育要“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各个宗族都以朱熹的《家礼》为蓝本制定本族的家典，其中对妇女行为做出来严格的规定与限制。
如果有妇女违背，轻则跪香鞭笞，重则驱逐出族，永不归宗。
徽商妇正是从小在这种风气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如果一旦传来夫死的噩耗，未有子女的商人妇，她们都会采取上吊、服毒、绝食、自残等方式自杀。
潭渡人黄九叙妻黄氏，“夫客死湘阴，氏念舅姑尚厝浅土，留簪珥为葬，资余悉分之亲族，更衣自纫，绝粒十七日死。
”⑤而从历史遗存来看，歙县有一座贞烈砖坊，以一块块小青砖砌成，没有宏大的构建，额枋的石条上旌表的人数多达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
这个数字惊心动魄，更是绝大多数商人妇用血与泪控诉的悲歌。
三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徽商妇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性留守妇女群体，担当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我们应当关注徽商妇自身的转变，其中尤为明显的是家庭角色与地位的转变，体现了①许成尧：《歙县志》卷1《风土》，第7页。
②许成尧：《歙县志》卷1《风俗》，第7页。
③许成尧：《歙县志》卷1《风俗》，第7页。
④许成尧：《歙县志》卷11《烈女》，第1页。
⑤许成尧：《歙县志》卷11《烈女》，第10页。
鲜明的时代特征。
明清时期是我国商品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之际，重商重利观念在徽州盛行，大量男子外出经商，造成男女的社会功能上的失调，其中以在家庭作用中的变化最为明显。
商人的家庭模式的特殊性，在徽商长期在外的前提下，造成了家庭里面夫权及夫权的权力真空，由此商人妇在家庭中起到了主导的角色。
她们在其家庭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她们主持家政，养老育幼，稳定了家庭结构。
甚至在抚育子女方面，母权取代了父权而存在。
这是其它非商人家庭所不存在的。
在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与封建制度本身产生矛盾，徽商妇就是这种矛盾中的产物，而她们本身却起到了调和矛盾的作用，她们所依靠的就是自我牺牲来调节矛盾。
这是与西方国家早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
商人妇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徽商的兴起并没有给她们带来更多的妇女解放的机会。
商人的需要与明清王朝强化专制皇权的需要结合，凝固为压迫妇女的宗族制度，这是商人妇始料未及的。
①我们在为徽商妇其辛勤劳作的一生及其智能而赞美的同时，也要悲叹其安于凄惨的命运和牌坊下所交错的愚昧与无奈。
作者：叶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
①参唐力行：《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4期，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