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元杂剧繁荣的原因【摘要】元杂剧为什么会在元代兴起并得到空前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查找大量资料和思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一是从元杂剧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二是元代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方面；三是元代都市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条件；四是元代思想领域活跃，信仰多元化，为元杂剧发展创造了思想条件；五是元代儒生不幸的遭遇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情绪。

【关键词】元杂剧繁荣原因元代文学，在一个立国不过百余年就毁灭了的王朝里，却做出了和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贡献，也正是如此，我们通常把元杂剧作为有元一代文学的标志。

然而，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绝非偶然。

它是元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它自身的发展历史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下面我们就从五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元杂剧繁荣的原因。

首先从杂剧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中的巫术音乐。

屈原所作的《九歌》是用来祭祀神灵的，在演出时“巫”和“觋”分别扮演女性神和男性神，场景已经类似于戏曲舞台上的男女演员同台演出了；到汉代的时候，民间出现了有表演成分的“角抵戏”；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歌舞音乐与表演相结合的“歌舞戏”；唐代又出现了以滑稽表演为特点的“参军戏”。

我国戏曲艺术至宋代已经发育成熟，在这个时期，民间歌舞、说唱音乐、故事情节表演、滑稽表演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了互相融合的趋势，于是便出现了“宋杂剧”。

“杂剧”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当时的意思和汉代的“百戏”差不多，是泛指歌舞、武术、傀儡戏、角抵戏、杂技等各类艺术的。

杂剧最初的含义是“杂耍”。

到宋代的时候，随着各类杂耍逐渐专门化，杂剧才成为一种有动作、有歌唱、有化妆、有故事情节的舞台艺术的专称。

北宋以后，杂剧随着南宋朝廷迁移到南方，与江南的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相结合，产生了“南戏”；留在北方本土的被金国继承下来，金继承的宋杂剧也叫“院本”。

金院本和宋杂剧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是叫法不同。

元杂剧就是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汲取了唱赚、鼓子词、诸宫调等民间音乐的艺术成就而形成一种新型的戏曲形式。

由此看来，元杂剧的发展像唐诗宋词一样，也是在前代文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

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

政府中军政大权，由蒙古人独揽。

元朝的法律还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反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终元之世，民族对立的情绪未见缓和，加上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因此，社会一直激烈动荡，民族矛盾尖锐。

在经济上，元朝统治者们更是极其残酷地剥削和掠夺，用屯田、官田、赐田等名目，大量没收农民土地，或变作牧场，或分赐给王公贵族、大官僚及和尚、道士。

失掉土地的农民，无法生活，只好被迫做他们的农奴和外逃。

还有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劳役。

又以官办方式，经营当铺，用高利贷的方式进行剥削。

元杂剧中，有许多写豪强霸占良民为奴、买卖人口和高利贷、贪官污吏等情节，就是上述现实生活的具体反映。

例如关汉卿的《窦娥冤》中就有写到穷书生窦天章因还不起高利贷而不得不将女儿端云卖与蔡婆婆做童养媳的情节，还有窦娥与张驴儿“官了”的情节，也是因为贪官污吏胡乱断案才导致这样一桩冤案的产生。

这种民族之间尖锐的矛盾，黑暗的社会现实，为剧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元杂剧有不少作品写到贪官污吏、权豪势要对人民的压迫，不少作品透露出愤激昂扬的情绪，这正是在火与血交并的时代人民反抗精神的反映。

同时又由于杂剧这种形式比较容易反映矛盾，故兴之。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元朝对中国的统治。

虽然元统治者们用落后野蛮的方式统治着文明高于他们的民族，给中原不少地区带来了深重灾难和破坏。

然而，这是每个民族向前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从这个方面讲，元朝的统治也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给原本死气沉沉的文化思想界灌注了新的血液。

这对元杂剧的繁荣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有一定的作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第三册183页）第三，元代城市经济繁荣，畸形发展起来的大都市，为元杂剧的发育成长提供了土壤。

前面所述元统治者对人民采取的各项政策，无疑对社会生产力起了倒退、破坏作用。

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各种有技艺的工匠却相当优待重视。

建立各种作坊，集中人数众多的工匠于几个大都市里，让他们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军需用品等，以满足统治者生活享受和军事上的、对外贸易的需求。

当时，欧洲的十字军东征不久，西欧、近东各国与中国往来贸易频繁。

元帝国横跨欧亚两洲，统治整个中国后，曾开辟官道、广设驿站使道路畅通，商旅往来无阻。

陆路、海路中外交通相当发达，中西贸易相当频繁，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市场；也由于朝廷重视商业经营，“以功利诱天下”，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元代的商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发展程度是超过前代的。

与此相关，许多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

当时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

”居民多至四五十万。

在杭州，商贾云集，市井繁华。

据马可波罗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

”剧作家关汉卿也在散曲中描写了当时杭州的兴旺景象。

在这种种流通过程中，集中、分散都是在几个大都市里进行的，因而促进了这几个大都市暂时、畸形的繁荣。

也就为元杂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地。

同时由于都市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生活的要求也进一步加大。

在少数几个大都市的城市居民中，有吃饱喝足闲得无聊的贵族、官僚、地主、军官，和中外富商豪贾等，都需要娱乐，满足他们的生活享受。

而广大被统治的阶层，同样需要一种方式，以求得一个抒愁解闷、倾泻自己痛苦，表露自己愿望的场所，大都市与娱乐行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们不禁都将眼光投向了适于讲述故事，展现矛盾的杂剧。

可以说，都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一方面提供了杂剧发展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的需求。

第四，元代文化思想的禁锢比较松弛，从而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思想环境。

如同刘大杰所说：“元代统治汉人虽极严厉，但在文学思想上，是一个较为放任的时代。

因为儒家思想的衰微，在唐宋时代树立起来的载道的文学理论，在文学界完全失去了理论的指导作用。

戏曲本是载道派认为卑不足道的东西，恰好在这个文学思想解放的时代出现，加以当时物质环境的优良，于是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832页）元代文化思想的禁锢比较松弛的原因，多是因为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

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事实上，元朝的最高统治者懂得不同的学说、教派，各有不同的效用。

仁宗尝谓：“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因而都予以优容。

至于儒学本身，也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在崇尚功利的社会心态的影响下，分化为不同的流派，甚至分裂出像邓牧那样把儒家大同理念与道家无为主张结合起来，敢于抨击皇帝专制和官吏贪暴的思想家。

总之“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元史·孝友传》），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的特色。

程朱理学影响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以致王挥对宣扬礼教的做法，发出了“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的感慨。

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二《浙西风俗》中说：“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已成风。

”理学家们痛感道德沦丧，这从反面说明了价值观念在变化，说明了元代文学作品出现众多违背封建礼教的人物，正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

这表明：一个比较宽松的思想环境，确实为元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最后，从杂剧作家们的角度来说，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失去仕进机会，地位下降，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情绪，这也是促成元杂剧发展的重要因素。

元代开国后，八十多年间废除了科举，堵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仕进之路。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将入相的美梦破灭了。

蒙古贵族建立政权后，不但把各民族依贵贱分为四等，而且据说还依据身份、职业把人强分为十级，或称“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或称“七娼、八民、九儒、十丐”文人的社会地位仅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与娼妓之下，地位如此卑微低下。

当然，在元朝统治者的文化思想政策支配下，知识分子也非铁板一块，而是在不断分化。

一类投靠权贵，进入庙堂，成为当权者；一类消极颓废，高蹈出世，隐身山林和市井之中；一类则不屑仕进，自觉或被迫地参加了人民反抗压迫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类人中有的被逼上梁山，有的运用文艺武器，参加政治、思想、文化的斗争，担当人民和时代的代言人，积极反映人民的愿望和斗争生活，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

余阙说：“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

”（《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仕途失落的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大量涌向勾栏瓦肆，文坛便掀起波澜。

儒生不幸文坛幸。

这些文人与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从事杂剧创作，从而形成了专业的作家群，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等人，便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人员。

另外，还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据文献记载，大约有两百来人，共撰写了五百多本剧本，也可以说洋洋大观了。

这些人饱经苦难，目睹各种黑暗现象，深刻体验到人民的痛苦和他们内心的哀怨和悲愤，因而如鲠在喉、一吐为快，挥动起他们饱蘸血泪富有天才的大笔，倾泻了时代的黑暗和辛酸，发出了人民的愤怒和呼声。

从而成为中国文学遗产中的瑰宝。

综上所述，中国的杂剧之所以在元代达到其发展的顶峰，是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是在前代的基础上萌芽，在元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条件成熟，为其提供了优渥的土壤，最后在一大批优秀的元剧作家们的精心创作下茁壮成长，走向繁荣的。

【参考文献】（1）《元人杂剧选》/顾学颉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8月北京第1版/ISBN 978-7-02-006263-8（2）《元杂剧研究概述》/宁宗一陆林田桂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ISBN 7-5309-0637-2（3）《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ISBN 978-7-04-0164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