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对原始人性的重视与回归
前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这样描述：
她的作品被翻译成103 种文字，在一百多个国家发行，其销售量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

作为侦探类小说，她的作品是全世界读者的宠儿，同时以她细腻的观察和对人性的大胆披露为西方评论界提供了研究解构主义、人性主义、女性主义的最佳工具。

或许是侦探小说本身算不得严肃的文学，再加上阿加莎克里斯蒂大胆揭露人性的勇气超越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和承受能力，她的小说在国内受到了冷遇，对其介绍、研究的作品少之又少。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在材料并不十分充分的情况下，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关于图腾与禁忌的观点，针对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体现的原始人性，以及作者对人性的重视和呼唤进行阐述。

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众星闪耀的亮点之一，也是她过人勇气的体现。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别墅阴云》中借波洛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在每一个人心中都会不时地出现杀机，尽管并不具有杀人的意志。

”而她写作的使命就是在经过艰辛的抽丝剥笋的过程后，在故事的结尾呈现给读者层层伪饰之下的人性的真相。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眼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也就是说罪犯是普遍存在的。

这一点，可以在阿加莎一系列的小说中得到有力论证。

如《死灰复燃》中以温厚谦逊的兄长形象示人的甘乃迪医生，《尼罗河谋杀案》中扮演着忠诚深情好丈夫的希蒙，《罗杰·亚克洛伊谋杀案》中所谓患难与共、忠义两全的好友谢波德医生等，他们无一例外在故事的开头都获得读者的好感、信任甚至是钦佩，却在故事的结尾大大颠覆读者的期望，不得不承认犯罪的事实。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这些杀人害命的罪犯并不是非同寻常的“怪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真实生活中的人”。

他们或是商人，或是医生，或是农民，他们也有家庭，有亲人，有朋友，不幸的遭遇或一己私利让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化身手双手沾满血腥的杀人罪犯。

结局和真相出乎意料，但究其原因，从原始人性的角度出发，这种意料之外不是偶然，而是情理之中的必然。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性由三层结构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代表了人类自身的本能，这种本能与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总会本能地保护自身利益并在其受到损害后进行积极的报复。

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所反映的人性大多是人内心深处“本我”的外化。

“自我”相对于“本我”而言较多地体现为理性，“本我”占上风时人们采取行动不会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处心积虑后的选择和实践。

这一点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体现为人物的“理性犯罪”，即罪犯巧妙地利用智慧达到谋杀的目的，以至于侦探人员总要在费尽千辛万苦、排除重重误导之后才能找到真正的凶手。

“超我”则是人内心中追求道德、追求卓越的渴望，“超我”在人性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时人往往会克制、隐瞒真实的情绪，压抑“本我”，因此“超我”算是人性结构中最不真实的一部分。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旨在揭示最真实、最原始的人性，因此作品中人物的人性更多的是“本我”和“自
我”的表现。

读过柯南道尔的的作品之后再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会发现两者之间明显的不同。

那就是柯南道尔的作品中罪犯的作案方式非常复杂，作案手段更为高明，往往涉及到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知识。

而后者涉及到的作案方式相比之下就显得非常简单，即使是乳臭未干、知识薄弱的小女孩也可以做到。

由此也可以看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其令人拍案叫绝之处不在于复杂离奇的作案方式，而在于揭示真相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和情节。

也正是在充满种种误导因素的曲折的过程中，罪犯慢慢褪去表面的层层伪饰，展现人性的真实面目。

如作者本人所言，简单的是作案方式，复杂的却是人性。

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往往在拨开盘根错节的因素后给读者意料之外的震撼，但在真相大白之前又会通过精密的情节安排、细致的人物刻画和巧妙的细节暗示来解释出乎意料的结局。

这里以《怪屋》为例。

《怪屋》的主人老利奥尼斯和保姆先后被杀死，屋内所有人都有杀死老主人的合理动机，都是侦探警察们的怀疑对象。

唯独老主人的小孙女乔瑟芬不再嫌疑的范围之内。

因为乔瑟芬是是一个尚未成年、正在接受启蒙教育、渴望学跳舞的小女孩。

然而就是这个貌似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先后杀了自己的爷爷和保姆，这是个令人大跌眼镜、难以置信的事实。

小杀手乔瑟芬比起历经世故的成年杀手更让人不寒而栗，她的犯罪行为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读者单单看到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当然会非常震惊，但是在仔细分析乔瑟芬的家庭环境和个人处境之后，就会茅塞顿开，接受情理之中的必然结果。

乔瑟芬的童年是极其不幸的，她所处的环境氛围是压抑的，家人的心理也都像歪歪曲曲的怪屋一样，是一种病态的扭曲。

并且乔瑟芬因相貌丑陋，从小就不讨人喜欢。

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幸的处境是造成乔瑟芬性格怪异、心理扭曲的主要原因。

而其家人对她视而不见，任其扭曲地成长的做法更让日后乔瑟芬本人和家人的悲剧成为必然。

乔瑟芬杀了自己的爷爷和保姆，她进行报复的理由非常简单：“爷爷不让我学芭蕾”、“厨娘总是骂我，她罗嗦。

”理由非常简单，反映了一个小女孩愿望得不到满足和受到言语伤害后所产生的抱怨心理，而这种心理最终释放为隐藏着的、不受控制的原始人性。

在乔瑟芬身上，读者可以看到“本我”和“自我”结合后对人行为的支配作用。

随心所欲地为自己“讨回公道”和运用聪明的头脑进行谋划正是乔瑟芬在“本我”“自我”共同支配下的行为响应。

从人性的角度去探索罪恶发生的根源，这便是阿加莎独特的创作视角。

带着对人性善恶的思考，读者在阅读侦探小说时，总会产生一种“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在读者头脑中经过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过程，最终形成独特的阅读感受。

除了对人性的大胆揭露，读者在阿加莎的作品中还可以感受到作者本人通过文学作品呼唤人性回归、人文关怀的苦心。

人性尤其是人性中最原始的“本我”部分，是极其活跃的，过度压抑真实的人性、长期得不到释放，一旦爆发无疑会对他人、对自身造成莫大伤害。

《怪屋》中的小杀手乔瑟芬的悲剧就是例子。

悲剧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令人警醒，触动人们的心灵，促使其吸取教训，避免悲剧的发生。

阿加莎的作品中不乏类似的生命悲剧、家庭悲剧，她通过一个个令人悲痛的悲剧警醒世人关注自身，齐力反思、改善自身所处的环境。

我想，这也应该是阿加莎的小说魅力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