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与众不同的性格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出仕者比比皆是，晋有陶渊明，唐有李、杜，宋有欧阳修、苏东坡等，但官做得最大，位极人臣，且对当世与历史影响巨大的，惟有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庆历二年（1042）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江宁太守等地方官吏。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施行变法，内容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等。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或称“熙宁变法”。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儒式文人的最高理想境界莫过如此。

性格决定命运，个体命运影响整个民族。

王安石一生的成就与影响无疑是辉煌的，他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列宁称之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梁启超评价他“三代下唯一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但王安石同样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譬如他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性格，以至于被时人视为怪人。

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后世，与其清谈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莫如检点其性格的方方面面，探知其心路历程，更多几许启示。

生活的意义由文化维系，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存个体所抵达的深度与广度，而不只在于所实现的高度，英雄无论成与败。

比较而言，王安石与苏东坡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出仕文人，同列于“唐宋散文八大家”，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成就与影响远远高于苏东坡，但无论当朝还是后世，人们更多地看好苏东坡。

原因在于，苏东坡的一生“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而王安石的一生是“孤独”的。

王安石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换衣服，脸黑黢黢的皴皮多厚，头发零乱，跟别人说话时常捉虱子。

在扬州做判官时，他经常官服不洗，官带歪系，令太守韩琦斜睨而视，他也无动于衷。

妻子吴氏有洁癖，嫌弃他，常常同房之后拼命洗刷，呆在浴室里几个时辰不出来。

他面庞黝黑，有人送来“芫荽汁”与“澡豆”制品，让他用来把脸洗白，他不信，说我生来脸黑，焉有能洗白之理，叫人把“洗面奶”拿走。

历代士大夫大都三妻四妾，王安石却不近女色，一生只有原配夫人吴氏。

夫人不忍，一日，为他买来一个貌美而善解人意女子做妾，他发现后，将小妾退还原来的丈夫，并赠给金钱。

扬州自古繁华地，娱乐场所多，可他身为判官时从来对歌舞场烟花巷不屑一顾，每个夜晚只是以古籍、青灯作伴。

在官场，在萎靡的世风下，拒绝酒色就是拒绝高官的生活方式，就是人为地远离社
交圈子。

好个“拗相公”，不能入乡随俗，同流合污，何苦来哉？
文人多怪诞，非常之人非常态。

王安石的怪相常常令人不可理喻。

有一次宋仁宗请臣子钓鱼，王安石“忝陪末座”，一条鱼没钓起来，却把盘子里的几十颗球状鱼饵吃光。

仁宗皱眉头，“视之良久”，他照吃不误。

似有几分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

他极少喝酒，几乎是滴酒不沾，一次包拯请客，招两个下属王安石和司马光同饮。

包拯善饮，有豪气，频频向两个下属举杯。

司马光“明白”，喝了几杯。

王安石“拗”，老虎推磨不听那一套，始终没喝，令老包也没办法。

司马光由此得出结论：王安石这个人不尽人情。

王安石的书法清劲峭拔，字如其人。

他一生勤写日记，事事记得清楚分明，可见其是一个活得较劲的人。

他不好扎堆，喜欢独自溜达，汴梁的市井商铺间，汴河的柳岸古桥旁，有他漫步的身影。

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

“熙宁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王安石也因此众叛亲离，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因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文人从政，悲剧难免，人生多悲剧。

王安石的悲剧不在于“熙宁变法”的无疾而终，在于其个体生命的苍白乏味。

他执拗的个性，偏激的见解，怪癖的生活习惯，寡淡古板的生活情调，近乎自残式的生活方式，大大削减了生命的“幸福指数”，也注定自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困境。

比之苏轼的豁达、温情、随和与率真，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赢得不了多少同俦者，若为异性，恐怕也少有人愿意与之托付终生。

知古鉴今，凝望王安石孤独的背影，后人无疑瞥见了一道警示的人生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