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过失犯罪举例【篇一：共同过失犯罪举例】过失犯罪理论目前在我国刑法实务界和理论界争议颇多，但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的认定。

特别是随着司法实践的需求，对共同过失犯罪行为的定性及法律适用，日益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笔者将对此展开论证，以期为法律适用提供参考。

一、共同过失犯罪理论争鸣无论是我国刑法学界还德日刑法学界，在共同过失犯罪方面，一般都存在着两个立场的尖锐对立。

一种观点是共同过失犯罪肯定说，即认为行为人之间具有侵犯法益的行为，无论是否具有意思的联络，都不能否认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

另一种观点是共同过失犯罪否认说，即认为在行为人之间不存在犯意上的联络意思，则不能对单个的行为概括为共同过失犯罪。

第三种观点是有限度的肯定说，即主张该观点的学者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而否认过时的教唆犯和帮助犯。

笔者赞同共同过失犯罪肯定说的观点，但同时认为在肯定共同过失行为构成共同犯罪的同时，主张以行为的限缩为必要。

即当两个及两个以上行为人之间在缺乏共同犯意时，只要实施了故意共同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行为，侵犯了相关法益，且行为人均对法益侵害的结果不持反对态度，则应肯定其构成共同犯罪。

二、共同过失犯罪实践认定如上所言，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行为人之间实施了侵犯法益的共同行为，且对侵犯法益的后果无反对的态度，则应认定其行为构成共同过失犯罪。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对犯罪后果持明显的反对态度或者行为人之间虽然造成了损害法益的后果，但其并不存在共同行为，但不应认定为共同过失犯罪。

例如，两名工人在工作之余，意欲在工作车间玩纸牌，双方打牌期间，由于抽烟乱扔烟头，而导致车间失火，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针对该案例，因行为人之间均对失火造成重大损失的后果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则不应认定为共同过失犯罪。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法院）【篇二：共同过失犯罪举例】（一）共同过失犯罪的定罪如前所述，共同过失犯罪在客观、主观等几个方面均有别于共同犯罪。

这也决定了两者在定罪原则方面的差异性。

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共同导致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他们之间在法律上应具有连带的刑事责任，从而应对共同犯罪人共同定罪。

而在共同过失犯罪之情况下，虽然各主体的行为共同造成了某一危害社会之结果，但由于他们之间缺乏犯意联络，故仍应对各行为人分别定罪，此即为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

根据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行为人只对本人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与他人的过失行为无涉。

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对共同故意范围内无论是本人还是他人的行为造成的犯罪结果都要承担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

但对于共同过失犯罪来说，每一个人的犯罪都具有单独犯罪的性质，因此各人应对本人的过失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的独立性，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之要旨。

那么，具体如何分别定罪呢？结合司法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其一，论以同一罪名。

即是说在共同过失犯罪中，虽然存在不同的实施过失行为之人，其过失行为共同造成危害结果之发生，但他们的过失行为触犯的是同一罪名，故应以同一的过失罪分别予以定罪。

例如前述甲乙二人高楼推物共同疏忽而致砸死路人一案中，他们的行为均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甲乙二人之行为分别定罪。

其二，论以不同罪名。

也即对共同过失犯罪中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过失行为分别以不同罪名予以定罪的情况。

之所以出现这种罪名相异之情况，主要是由各行为人的具体过失行为以及其所具有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

对此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况：（1）在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之过失行为相结合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通常对一般主体按其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确定罪名，而对特殊主体则亦依其自身行为所触犯的具体过失犯罪来确定罪名。

例如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中，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便包括有关领导、林场工人和外流人员。

对有关领导，应基于其特殊身份而追究其玩忽职守罪之罪责；对于有关林场工人，应根据其具体犯罪事实而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对于外流人员，则应以失火罪定罪处罚。

（2）在各行为人均为特殊主体因而构成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下，主体身份和行为情况之不同，也决定需对各行为人之行为论以不同罪名。

比如在四川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包括各级领导、市政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和包工头，他们都具有特殊身份，这就需要根据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不同身份而对其行为论以相应之罪名。

对有关领导应视其犯罪事实而以玩忽职守罪定性；对市政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则应论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包工头则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处。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处罚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行为人主观上都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且在这一主观心态的支配下在客观上都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因此，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实行共同负责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即各犯罪人首先应当对其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负责；至于其具体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之大小，则又应当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实际作用来裁量。

而与之不同的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之间欠缺共同故意的意思联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在各自独立的单个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所实施的。

这也就意味着对其不能予以共同处罚，而只能按照各行为人所触犯之罪分别定罪处罚。

就共同过失犯罪的定罪问题而言，中国1997年刑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对此，前文亦已有详述，此处不赘。

下面简要论述一下共同过失犯罪的刑罚裁量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共同过失犯罪之各行为人具体裁量刑罚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分别定罪，并不意味着各共同过失犯罪人须承担相同之刑责。

尽管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危害结果，但相互的过失程度可能不尽相同，其过失行为对共同的危害结果所具有的作用力也可能是彼此不一的。

易言之，各共同过失犯罪人之间也存在一个罪责大小的问题，应分别视不同情况而处以轻重有别的刑罚。

具体量刑时，主要应考虑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过失程度极其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

其一，过失程度。

共同过失犯罪人的罪责大小，首先取决于过失程度。

凡是过失程度大的，罪责也大；过失程度小的，罪责也小。

至于各共同过失犯罪人过失程度的考察，则应将过失程度的一般考察方法与共同过失犯罪的特点结合起来加以认定。

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看注意义务的要求程度。

这需要根据行为人所从事的活动、业务及所实施的行为加以判断。

据此，对于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要求程度越高，则其过失程度就越高；反之，对其注意义务要求越低，则注意义务就越低。

（2）看注意义务的可履行程度。

行为人被赋予的注意义务的可履行程度，决定了行为人的过失程度。

注意义务越容易履行，而行为人却未能履行的，则其过失程度就越重；反之，注意义务越难履行，而行为人也未能履行的，则其过失程度就越轻。

（3）看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

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愈强，其过失程度愈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愈弱，则其过失程度愈弱。

此外，犯罪过失的程度还受到行为的动机与起因等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考察行为人之过失程度时，也需要把握的。

其二，原因力之大小。

共同过失犯罪人的罪责大小，还决定于各过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原因力之大小。

原因力大小的认定，一般应建立在过失程度相同或相当的基础上。

在过失程度相同的情况下，过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大的，其罪责也大；原因力小的，其罪责也小。

实践中，在对共同过失犯罪人裁量刑罚时，除了考虑上述两个方面以外，还应注意悔罪表现等其他一些因素对量刑的影响，以便在全面分析、综合评断的基础之上确定各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刑罚。

词条标签：【篇三：共同过失犯罪举例】一、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及成立范围（一）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在肯定共同过失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1）所谓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一个或数个危害结果所构成的犯罪。

{1}（p161—162）（2）过失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的不注意，以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

{2}（p172）笔者认为，第一种定义没有规定共同过失犯罪行为的限制条件，因此过失教唆、过失帮助均可构成共同犯罪，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定义的有关共同过失犯罪范围失之过宽，有把不属于共同过失犯罪的行为纳入共同过失犯罪的行为范围之虞，极有可能导致处罚范围无限制的扩大，从而最终丧失设立共犯制度之旨趣。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持此观点的论者就曾举下例以说明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某甲用止咳糖浆瓶盛放农药敌敌畏置于家中，因疏忽大意，未将瓶上的商标和说明揭去，也未在瓶上注明是农药。

某乙误认为瓶中装的是止咳糖浆，未加检查，即拿给邻居感冒咳嗽的幼儿服用，致幼儿死亡。

甲、乙共同构成了过失杀人罪。

{1}（p164）能否认为“止咳糖浆案”中的甲、乙也构成过失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认为不能，因为甲、乙两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所以不能认为他们的行为成立过失杀人罪（即新《刑法》中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笔者注）的共同犯罪。

第二种定义用共同的注意义务限定了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定义又在成立过失共同犯罪的条件中，把共同过失行为限定为共同实行行为，极大地限制了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把过失的教唆行为和过失的帮助行为人为地排除在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之外，该种定义未免使共同过失犯罪的范围失之过窄，殊为不当（肯定过失教唆犯、过失帮助犯的理由见后文）。

通过分析以上两种定义的优劣，结合自己的理解，笔者认为，所谓共同过失犯罪，是指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二个以上的行为人，由于共同的不注意，共同实施或促成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造成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刑法理论上，关于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仍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共同正犯（实行犯）、教唆犯、或从犯（帮助犯），都可能以过失成立。

如日本刑法学者木村龟二既承认“过失犯的共同正犯”，同时认为“由于（日本）刑法第61条及第62条没有明文要求教唆及帮助须故意实施，也就没有理由否定出于过失的共犯”。

{3}（p518）我国学者侯国云教授也支持该种观点。

二是认为不存在过失教唆犯，可能存在过失共同正犯和过失从犯。

如我国台湾刑法学者翁国梁说：“有谓过失犯亦可成为教唆犯者，非的论也。

”{3}（p518）三是认为过失犯只可能构成共同正犯，不存在过失教唆犯和过失从犯。

我国刑法学者冯军教授、林亚刚教授等持这种观点。

{2}（p264）{4}（p256）分析上述第二、三种观点，可归纳出以下几个问题：1．过失教唆犯能否成立共犯？过失教唆犯是指过失地使他人实施犯罪的行为人。

由此可见，过失教唆犯又可分为两种：一是过失地使他人实施故意犯罪的行为人；二是过失地使他人实施过失犯罪的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