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陈　启　智 [摘要]儒学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与道、法两家经济思想比较,凸显了如下特色:以经世济民为出发点的经济思想,在考虑经济事务时,首先考虑其伦理价值和人的尊严,因之具有与伦理思想同构的特点;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主张富国首在富民和工商民营,属于适度干预的自由经济思想;以本末之辨为杠杆,不断调整农工商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轻重,表现了动态均衡的经济思想。

考察儒家经济思想影响时,应考虑其与法家经济政策的制约关系。

[关键词]儒家　经济　伦理　富民　自由　均衡 [中图分类号]B 222F 092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0)06-0004-13 作者简介:陈启智(1949—　)男,山东淄川人,山东社科院儒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

济南　250002一般认为儒学只重心性而忽略事功,不谈经济,更没有什么经济理论。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儒家十分注重民生的开拓,儒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其特点便是与法家“利出一孔”高度统制的经济思想对立,也与道家向往“小国寡民”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有别,而是主张相对灵活的自由经济政策。

儒家的经济思想近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市场经济原则,甚至可以说就是我国古代的市场经济理论。

一、经世济民———儒家的伦理经济思想中国古代很早便有了经济和经济学的概念①,其基本含义是“经世济民”和“经世济物”的意思。

内容比较宽泛,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舆地、农田、水利、建筑等众多方面。

学理上属于儒家的外王之学,实践上则称之为事功。

明清儒家又将其称之为实学,或经世之学,成为与义理、诂训、辞章之学并重的传统学问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当于古代的富国学和治生学的全部内容。

儒家谈经济,总是将其置于伦理和政治的框架之中,先要作一价值判断,看其是否合乎义理。

以至于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竟不能觉察它的存在。

原因就在于儒家经济思想和伦理观念是一综合而非独立的学问,因而具有与伦理思想同构的特点。

而法家则摆脱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完全从经济自身的规律出发,用技术的方法思考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因之也便具有了强烈的功利性和冷酷性。

这是区分两家经济思想不同的根本标志。

法家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法治为杠杆来推行其耕战政策。

只讲利害,不顾义理。

要求“用法之相忍,以弃仁人之相怜”(《韩非子・六反篇》)。

人与人之间,完全是一种利益攸关的买卖关系。

而儒家经济思想从属于更高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理想,并且不主张为了渺远的未来,牺牲人们现实的利益。

儒家的终极理想是以古代公有社会为蓝图的,即其所憧憬的大同世界。

然而,大同社会毕竟只是一个理想目标。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儒家承认,在“天下为公”的大同景况实现之前,只能是小康社会。

在小康社会的阶段,人们仍须“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因此还需要“礼义以为纪”,设制度,立田里,以规范、限制和协调人各为己的思想和行为。

并以此为前提,推行其仁民爱物的人生理念,借表彰先王的名义,号召当世执政者谨礼行仁,讲求信义,“示民有常”(即法规化的意思)。

儒家尊崇古代的先王,不仅是为后世君主树立榜样,也确与这些圣王在社会生活、生产诸领域,“开物成务”,作出创世纪的贡献有关。

《易系辞传》总结圣王的事迹和意义说:“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不必考证这些上古渺远传说的真实性,即使是儒家虚造的故事,也可从中看出儒家的价值取向。

据最早的文献《尚书》记载,尧舜所重的有“六府”、“三事”。

即《大禹谟》所谓“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

宋人蔡沈注曰:“六者,财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者,人事之所当为,故曰事”。

“六府三事即养民之政也”。

由此可见,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学问,很早就与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

西周时期,自然资源是以共有或归属未定的形式存在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

是说普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归王国管辖,有如今之所谓国有,并非归天子一人所独占。

周代的列爵分封,最多不过百里,而且山海不以封,以示山海池泽之利,天子与庶民共之。

《国语》有云:“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

而或专之,其害大矣。

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夫王人者,将5 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6孔子研究　2000年第6期 为,只能称之为盗取。

作为君主,应该善于疏导财富,使之流布于各个阶层,令各得其所应得。

这一文献说明了原始分配的公理和原则,在这里,对经济活动进行伦理的规范已经呼之欲出了。

春秋时代的“礼坏乐崩”,有人说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而孔子偏要复兴礼乐,岂不是复古倒退?殊不知这句话所形容的,只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失范与败坏。

社会的进步,固然需要破坏旧有的秩序,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

孔子的志崭正是要把一个崩乱的社会从无序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之重新恢复秩序,以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

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条件,孔子将传统的伦理规范加以因革、扩充和深化,建立起一个具有统一特色涉及思想各个领域的社会伦理哲学体系。

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将其置于仁礼统一的思维框架中,作通盘地考虑,往往突显了伦理的特色。

当我们只以某一专业学对其进行研究时,就难于发现它的全部意义与价值。

只是到近年,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只靠经济学所能解决的,于是便有经济哲学和伦理经济学的产生。

根据现代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和统一即是伦理学的任务之一。

《伦理经济学原理》的作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认为:经济伦理学必须更多地研究由人的意愿和追求的内容所提出的问题,引导和培养个人的价值认识和价值意识。

伦理经济学或经济伦理学也是实质伦理学。

作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学,他为财富理论和价值质量补充了形式规则伦理学以及普遍化理想和协调理想。

①儒家伦理正是具有这种特点,孔子在表述其财富观念时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首先肯定人们厌恶贫贱追求富贵的欲望和行为,是符合人性的、是正当的。

这是他立论的前提。

然而他要求人们弃贫贱求富贵,应该遵循一条符合普遍化理想的正道,即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取得。

如果富贵而非由正道,不仅不应接受也不值得羡慕;如果遵循正道反而得到贫贱,那也不要后悔。

在这里,孔子不仅告诉你什么样的富贵不可取、什么样的富贵应取,而且告诉你谋取财富和荣耀的方法与途径。

伦理规范在孔子那里不再是对人们取利行为的消极防范,已经具有了激励人们如何进取的积极的意义。

他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在一个多行不义,严重失范的国度里发财作官是可耻的。

因为那意味着不是同流合污便是趁火打劫,应当引以为耻。

而在一个广行仁义,秩然有序的国度里,却不能摆脱贫贱,则说明若非缺乏向善的进取心,便是不够勤勉。

这也被孔子视之为非道德,因而也是一种耻辱。

这就给人们对富贵的追求,设立了一个正反两面的价值尺度。

富贵虽是人之所欲,但非唯一的追求,还有更高的价值在,这就是仁义或称善。

以此为基础,培养出一种植于心灵深处的耻感意识,合而执持之,便是人的尊严。

根据“经济伦理学”规定,作为实现普遍理解的善的理论,必须还要扩大人的尊严的观念。

伦理上的道德观点和道德行为,把对前景的评价统一到整体之中观照,并在强制尽本分及其附带条件的情况下,广泛地进行财富权衡,人的尊严是权衡财富的界线。

①孔子经过对富贵前景的追求与道德信义的持守之间进行权衡,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宁肯舍弃富贵而保持人的尊严或不能蒙受耻辱。

反之亦然。

这与现代经济伦理学的规定是何其一致!儒家一方面肯定人的欲望,一方面又认为应对人的欲望有所节制,儒家的观点可以称之为节欲论。

孔孟认为不能为了满足欲望而丧失人的尊严,也不能为了一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以至公众的利益。

荀子则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问题。

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礼论》)以礼义之分,对人的欲求适当加以限制,使之规范化,反而更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由于礼义的调节作用,还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物指财货之类,由于礼义的居间调停节制,使欲不必虑物竭而受到遏制,使物反因欲节而得到增长。

欲望与财货相扶持而并进。

从而赋予礼义以实际的经济意义。

儒家有时也要求人们安贫乐道,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追求,但这主要是对士的要求,安贫的目的在于乐道,即为维护正道、追求正义而安于贫贱。

颜回箪食瓢饮,受到孔子的称赞。

孔子蔬食曲水,自称乐在其中。

应该说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殉道精神。

尤其在一个无道的国度里,提倡安贫乐道,独善其身,或隐或去,不苟合作的精神,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孔子所提倡的伦理规范不仅是对个人的要求,也是对一个国家的要求。

国家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以鼓励和满足人民对财富和荣耀的追求。

孔子认为邦国有道与否,是决定是否于其中争取富贵的首要前提。

他在《述而》篇所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也应是以此为前提的。

“邦有道”则富可求,虽执鞭御车,在所不辞;“邦无道”则富不可求,还是从事我安贫乐道的事业吧。

遭逢政治昏乱,富贵固不可期,即使政治清明,也并非所有追求都能如愿,所以孔子才有“富贵在天”的喟叹。

当儒家在审视经济问题的时候,总是将仁与富,义与利联系起来讨论。

义利之辨的命题,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的这一特点。

仁与义,过去认为只是一政治伦理概念。

儒家重7 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8孔子研究　2000年第6期 义轻利的思想,就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重伦理的约束,而轻财利的创造。

仁义固然是伦理概念,然而它也确实含有经济的意义。

仁是以人为本的爱民以至于富民的总纲或出发点;而义字的本训即具有物质的内容与经济的含义,是一个关于财富分配的经济范畴①。

作为伦理规范,义是五常之中专司经济利益和普遍利益原则的中心概念和价值标准。

儒家以义律己,以利待人,予人以利即是所谓的义;律己以义则必须分利于人。

以义制利,是为了利分的公平;义利双行,则表明经济事务的人我、公私两面兼顾。

总之,这一具有经济与伦理双重意义的义字,从一开始就与利字结下不解之缘。

以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如果没有义这一规范,则将不具有利益原则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