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与评价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本文首先从学术研究文献角度概括基础设施定义，并指出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其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过程；最后从融资方式和效益两个方面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现状进行分析与评估。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资现状；资本形成；融资；效益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迅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笔者认为，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从学术研究文献角度概括基础设施定义，并介绍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其次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过程；最后从融资方式和效益两个方面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现状进行分析与评估。

一、基础设施的定义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较早提出基础设施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是二战以后以Paul Rosenstein-Rodan、Ragnar Nurse和Albert Hirschman等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

在他们那里，基础设施被称为social overhead capital。

Ragnar Nurse还注意到了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公路、铁路、电力、供水、电信系统、学校以及医院等基础设施能够提高私人资本的投资回报。

1995年，世界银行发布了《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

世界银行着重研究了经济的基础设施，并将其定义为永久性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

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煤气、电信、供水、环境卫生设施和排污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公共工程（大坝、灌渠和道路）以及其他交通系统（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

①Prud’homme (2004)在一项为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将基础设施分类进一步细化，具体如表1所示。

经济学家有关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研究，历史并不长。

最初的研究将基础设施作为独立变量，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这些研究认为基础设施对私人部门的产出、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都有正效应，可能会帮助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回报率提高，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可以提高私人部门回报，也即基础设施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

Aschauer （1989）作为最著名的经验研究，其对美国的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进行估计高达0.39，是私人投资的2倍，他还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生产率高出私人投资边际生产率3～4倍之多。

世界银行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做了很好的研究，其估计的基础设施产出弹性约为1。

虽然有很多人质疑这一结论，但至少这些结论突出强调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研究中国基础设施产出弹性的文献也很多，弹性水平的估计值通常在0.2～0.7之间。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状况可以从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来考察。

本文参考了世界银行（1995）和Prud’homme（2004）的定义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四个指标用以衡量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和发展状况：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

其中前三个指标是以其功能进行分类的，而最后一个指标则比较特殊，专指城市的基础设施。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该指标在《中国统计年鉴》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报告的，可以得到十分明确的数据；第二，该项目中所包含的各个子指标都包含在世界银行的定义中。

②交通基础设施由三个子项指标组成，即铁路营运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和等级公路里程。

其中等级公路是指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的总里程数。

能源基础设施由电力消费量和能源消费量两个子项指标组成。

通讯基础设施在统计年鉴中可获得的数据较多，涵盖了邮政、电信和互联网三大方面。

其中，邮政基础设施由邮政局所个数和总邮路长度两个指标衡量，电信基础设施由长途电话、无线寻呼用户、移动电话用户、长途自动交换机容量、本地电话局用交换机容量、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来衡量，而互联网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互联网人数和长途微波线路长度。

城市基础设施指标主要包括：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

显然，这些指标也都包含在世界银行的定义中。

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就是显著的，最直观的感觉是过去30年间中国铁路、公路变化很大。

但如图1数据显示，中国铁路建设相对滞后，在1978-2007年间，中国铁路里程从5.17万公里增加到了7.8万公里，增长50%，年均增加1.4%；公路里程则增加了3倍，民用航空里程增加了14.7倍。

2004年，国务院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达到12万公里的目标，平均每年投资7000亿元，共约3.5万亿元。

现在中国铁路里程为9.1万公里，“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则是于2015年实现12万公里铁路里程的目标，还要实现高铁里程4.5万公里（目前是1.3万，其中新建4674公里），西部地区铁路里程5万公里的目标。

同时，图1显示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已接近8万公里，这一成就在世界排名第二。

除了铁路以外，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也非常快。

以上海为例，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上海地铁里程于2015年年底达到850公里，远远超出纽约或伦敦地铁总里程。

但是现在城市轨道交通，95%集中在东部11个省市，其中长三角很多二线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很快（见图2）。

图3显示，刻画城市公用设施存量的9类指标在1994年以后增长都非常快。

这与1994年起开始实施分税制关系很大。

由于基础设施存量各项指标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为了观察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在地区之间的变动差异，笔者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PCA，即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解决加总问题，即用PCA方法计算了1985、1988、1990、1993、1995、1998、2001、2003各年各地区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并对东、中、西三个地区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存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之后保持在高位。

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基础设施存量所占比重一直下降，而后则略有回升。

中部地区则呈现温和而持续的下降趋势。

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存量水平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

同时，各省份基础设施存量相对比重的变化也通过PCA方法计算得出。

1988-2003年，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在全国所占比重上升的省份依次为北京、广东、天津、浙江、福建、海南、辽宁、上海以及西部地区的宁夏、青海和新疆，而江苏和山东虽然在1988和1998年间的比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总体而言几乎没有变化。

除了考察基础设施的存量水平发展变动之外，采用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或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反映其流量变动。

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提及的三类资本形成行业作为考量指标：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交通运输仓储以及邮电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这三类投资指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本文之前定义的基础设施的概念基本相吻合，因此将其作为衡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流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此外，本文将城市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数据作为单列数据进行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得非常显著。

图4显示，在2003-2009年之间，前三项指标衡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26%左右。

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可以匡算出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占中国GDP的13%左右，这一比例远超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中给出的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建议。

图5显示，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变化要比GDP变化超前一些，是短期内拉动GDP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6显示，2002年以来城市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逐年下降至目前的4%左右，而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平均水平为6%左右。

这是因为虽然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在加快，但由于其他种类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更快，从而导致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占比相对下降。

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看，中央财政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例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期间也有些微波动。

如1991年约为34%，1997年降至17%左右，1999年略超过25%，到2006年只有15%左右。

现阶段城市公用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中，图7显示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地方政府财政占比1/3，其余则来自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其中地方财政和国内贷款占比呈上升趋势，而自筹资金占比则呈下降趋势。

笔者认为，土地财政增加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公用设施中的投资，银行贷款则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入城市公用设施投资中，从而降低了自筹资金比例。

在城市建设固定投资地区分布上，图8显示东中西部的投资水平差距还是存在的，其中东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全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60%左右，中西部则各占20%左右。

但现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更快，这种地域差距会随着时间推进逐步缩小。

三、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与效益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融资问题主要有地方融资平台、基础设施资产经营和资产证券化等，其中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争议最多。

根据审计署报告，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约1万家，债务规模10.7万亿元，其中五大银行④发放贷款规模约占总债务规模的10%，其他股份制银行的贷款规模要大一些。

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存量要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总量高很多，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总和超过4.36亿元，而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则高达7.4亿元，地方融资平台全部贷款从存量上讲大概是地方财政收入流量的1.7倍，但这并不必然造成地方融资平台较大违约风险，关键是要看地方政府如何利用财政收入和其他资产处置的收入来化解这一问题。

城投公司在形成债务的同时也形成资产，目前江浙沪地区融资平台负债率多数维持在55%左右。

以上海的ST地铁（申通地铁）为例，2009年其营业收入为49.41亿元，资产总额1831.42亿元，负债总额为1105.73亿元；2010年其营业收入为57.01亿元，资产总额为2050.31亿元，负债总额为1257.17亿元。

中西部地区融资平台负债率要高些，但整体上这一比例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城市投资公司的主要债务构成是政策性贷款。

比如，1997年上海城投的债务构成中，政策性贷款占41%左右。

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偿还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土地收入、目的税种、收费公共服务收入和资产经营收入等方式。

近年来，地方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每年增幅超过20%，这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偿还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