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论与中国轴心时代之哲学的突破
内容提要：站在春秋战国——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立场考察老子的道论，可以看出，老子提出“道”，是为了超越西周天命论中的上帝主宰论，克服春秋时期天道自然观的局限；老子用“无”来形容“道”，是为了突显“道”的无知、无欲的自然性特征（相对于上帝的人格性特征而言），和超感觉、超形象、无始无终的普遍性特征（相对于天道自然观的局限性而言）；而其道论的究竟目的，则在于“因大道以明人事”，整合春秋时期出现裂痕的天人关系，以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现实社会的存在样式及存在的合理性等找到一个可靠的根据。

关键词：道、老子、哲学突破、无。

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郭店竹简《老子》的面世，老子是谁，《老子》是如何成书的，老子道论的形上特征和辩证思维特征是什么等，都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但还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如老子为什么提出“道”？老子为什么用“无”来形容“道”？老子论“道”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等等，仍需要我们结合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从实证的层面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一、老子为什么提出“道”
老子为什么提出“道”？要回答这一问题，《老子》书中有两句话最值得注意：一句是“象帝之先”；一句是“可以为天地母”。

前者出自《老子》第四章，后者出自第二十五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第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第二十五章）
这两章，前者是说，道体虚空，但其作用却永不穷竭；深远绵长，好像是万物的祖宗。

没有形象，又似乎存在。

不知它从何而生，似乎比上帝更在前。

后者是说，道体混沌，在天地之先。

无声音，无形象，无对待，无改变，循环往复，可以为天地的母亲。

两章的内容，意在描述“道”的本源性特征。

老子于此特别拈出“象帝之先”和“可以为天地母”两大命题，显然是有所指的，前者所指乃是传统天命论中的上帝主宰论；后者所指乃是春秋时期的天道自然观。

如所周知，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社会思想的大变革时代，变革的特点，表现为“中国思想经历的一个不断的‘去神秘化’的理性化过程”。

[1]（P74）“去神秘化”，是相对于西周天命论等传统宗教信仰而
言的。

孔子曰：“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西周天命论，系因袭损益殷商宗教观念而成。

殷人的信仰，有一个特点：至上神不享祭祀，[2]（P361）即时王与天神不直接对话，他们的沟通，须通过祖神这个中介。

这意味着在天人之间，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原则。

天神的降福降祸，与时王的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在殷人的观念中，天神好像一种强大而意向又不可捉摸的神灵。

这表明，在殷人的信仰系统中，天神与人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的，这种紧张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殷周之际，周公损益殷商宗教，提出“以德配天”，在天人之间建立了统一的基础，使天神的降福降祸变得有据可依。

这就改变了殷人信仰系统所折射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使之发生转向：变成了具有道德至善性的天帝与有德的时王之间“德性”统一的关系。

神人关系的反思，也因之变成了对现实政治存在之合理性的探讨。

但周公透过“以德配天”，找到了神（天命）人（统治者）统一的基础，却同时也为神人分裂埋下了种子。

由于把天命是否眷顾与人自身的德行联系了起来，人们便越来越注意人自己的努力，注意在人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神的意志方面寻找祸福的根源[1]（P212）。

到了西周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连年灾荒，人们有时会通过批评上帝来讽刺时王，[3]（P426）这虽然并不表明至上神的信仰已经受到怀疑，但批评和抱怨意味着反思的开端，它至少预示着天帝的威信开始打折扣了。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外缘助力，传统天命观的内在矛盾进一步突出出来，遂逐渐发生分化：以天道自然为特征的自然主义思潮和以民本主义为特征的人文主义思潮由此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