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令人饱我愁无一蓑烟雨任凭生——从苏轼词中看苏轼的人生态度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学生姓名：张文军指导教师：雷恩海〔内容摘要〕在中国历史上，苏轼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文化人物，他的富于戏剧性的特殊的人生际遇是一幅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缩影。
面对人生中的不幸和严峻的挑战，面对一幕幕的人生忧患，他以其独特的睿智和豪放、通达的人生理念一一化解，并在其文学创作中升华至审美的境界。
在他那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中，苏轼以他那“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给后人树立了一座生命征途上的永久的丰碑。
〔关键词〕苏轼入世失意出世超然旷达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士中一位魅力四射的文化人物,他文思敏捷，多才多艺，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就文学来说，散文方面，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并称“欧苏”，与其父苏询、其弟苏辙合称“三苏”，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诗歌方面，一生创作2600多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作方面，他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不仅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而且创造性的以诗为词，促进了词的变革，开创了豪放一派的先河，与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
在艺术上，书法方面，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又擅长绘画，尤工水墨，以墨竹开文人之先河。
后人称颂他是“诗、词、文、书法、绘画”五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人物，却是仕途不畅，屡遭横祸，人生经历充满坎坷，饱尝艰辛。
有人说:“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在位期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的。
”①纵观苏轼一生，从小深受儒家经世济世的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养。
在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和其弟苏辙随父亲入京赶考，次年兄弟二人双双中进士，且名列前茅，一时轰动天下，“苏氏文章随擅天下”。
顺利的名动京师及进入仕途，使年轻气盛的苏轼充满了在官场一展宏图，流芳百世的积极的人生理想。
孰料正是他那心比天高的抱负及刚正不阿的性格，致使他与当时的官场生活格格不入，开始了自己仕途漂浮不定的一生。
但是，政治失意、人生困迫的苏轼，并没有消极颓废、失魂落魄。
他以手中之笔，抒胸中浩然之气，积极乐观的探索和追求着崇高的人生境界，通变达观，参透人生祸福。
本文试从苏轼的词作中去探寻他面对仕途的失意、乖舛的人生时所表现出来的宠辱不惊、超脱坦然、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
一．“致君尧舜”、“奋厉有当世志”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苏轼出生于文学世家，家风历来诗书传承。
苏轼少时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经世济用思想的熏陶，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倡导儒家学说。
虽然苏轼8岁在乡塾从天庆观道士张易简求学，少时也读过道家和佛学等方面的书籍，但他早年主要是为应举而读书，深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信仰的影响。
从家庭教育来说，其父苏洵教导二子读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
苏洵还说：“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尚成吾志乎？”苏轼的母亲程夫人也是一个颇有文化修养的贤妻良母。
在苏洵游学四方时，她就成了苏轼兄弟的家庭教师，对他们亲授以书，并常以古人名节励志。
苏轼10岁时，程夫人给他讲《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党锢之祸为宦官所杀。
临刑前，范滂与母亲诀别，要母亲割不舍之恩，不要过分悲伤。
范母很坚强，安慰儿子说：“既有今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苏轼从旁问母亲道：“我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赞许吗？”程夫人答道：“你能作范滂，难道我就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吗？”苏轼深受感动。
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苏轼从小也“奋厉有当世志”。
（《东坡先生墓志铭》）（一）致君尧舜尊君报国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较早的以词抒己志者，是熙宁七年（1074年）由杭州移知密州途中所作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
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离锦，朝露团圆。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
似此区区长鲜欢。
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这首词是一封家书，也是一篇直抒政治抱负的议论文。
作该词时，苏轼年三十九岁，年华正盛。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作者心中的神宗皇帝就是古之尧舜，“致君”意何在？“此事”言何事？再看词中“劳生有限”、“笔头千字，胸中万卷”不难看出，苏轼希望趁年盛之时，将满腹才学，报效赵宋王朝。
苏轼的这种积极入世的心态虽外放、转徙却不曾消减。
苏轼作于密州的另一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开宋代豪放词先河的一首名作，全词洋溢着浓烈的报国之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写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当时作者任密州知州。
十月，苏轼祭常山归来，与同僚会猎于铁沟，乘兴写下这首勃发着爱国豪情的壮词。
词人摘掉乌纱、戴上锦帽，左手牵着猎狗，右臂擎着苍鹰，由文质彬彬的太守，一变而为雄姿勃勃的武士。
跟随太守而来的骑士布满了山冈，为了答谢全体军民随太守出城围观打猎，词人心想：今天我要像孙权那样，亲自射杀一只猛虎。
苏轼是震烁文坛的大文豪，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听说他率领州府的文官武将到郊外射猎，感到非常新奇，所以倾城出动，观者如潮。
词的下片抒写自己猎罢开怀畅饮，满腔爱国激情。
虽然鬓角已有几许白发，但自己少年壮志犹在，丝毫不会妨碍为国家建功立业。
还希望朝廷能把卫国守边的重任交给他呢！词的后三句直抒胸臆，表明了杀敌报国的题旨：我要把弓拉得如满月一样，射向那残暴贪婪的“天狼星”。
当时西北边境辽和西夏不断犯边，对北宋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就在此词写作之前不久，辽主又向宋王朝提出割地数百里的无理要求。
词中以天狼星比喻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并且抒写了击败敌人的豪情壮志。
（二）忧国爱民身怀抱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屈原以来皆“哀民生之多艰”，不管自己境遇如何，总是常怀忧国爱民之心。
就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或许就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活于世的动力，也可以说是对于苦难特殊魅力的注解。
虽然外放、贬谪的仕宦生活是痛苦而无奈的，但苏轼从不消极无为。
不管他是手握实权的一方太守，还是被监管的戴罪之身，他都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竭尽所能的“济世”、“救世”，决不消极无为，平庸度日。
初入仕途时，苏轼便改革了“衙前”弊政。
通判杭州，他治旱捕蝗，疏浚六井。
抵达密州，他调查蝗情，指挥灭蝗战役。
在河中府任所，他身披蓑衣、脚穿草鞋、住在城楼上，亲自指挥并参与抗洪抢险的战斗。
“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外放为官的经历使苏轼能够接近老百姓，更多的体验和感受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
所以作于这一时期的词作不再仅仅抒写个人感慨，或局限于应和之作、风月之辞，而是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描写民间疾苦、民俗风情的作品，这在以前的词作者中是非常少见的。
元丰元年（1078年）春大旱，时任徐州的苏轼曾到城东一石潭祷雨，后来旱象缓和。
初夏，他又到石潭去谢雨，沿途所见已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作者眼中看到了“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及“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祥和、静谧、丰收的农村景象（组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
同时，优美的田园风光、清新的自然景物，自然而然使苏轼在内心获得了某中解脱。
心灵得到了慰藉，不觉在内心深处萌生了“何时收拾耦耕身”的念头。
此时融于农村美好的田园生活中，苏轼感到“使君原是此中人”，希望在内心深处达到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从自然中求得片刻的归去。
徐州的农村风光与乡村情趣，让苏轼在离开徐州至湖州赴任时，不忍离别，其词《江城子·别徐州》云：“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字里行间寄予了无限眷恋之情。
在苏轼所作的有关农村题材的词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元丰四年（1081年）谪居黄州时所作的一组《浣溪沙》其五：万倾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唐宋词鉴赏集》云：“这首词抒发了作者关心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表现了内心深处的忧虑。
”“但令人饱我愁无”这短短的一句话，却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它表现出苏轼对人民不仅仅是同情关心，甚至是愿意为人民承担苦难、却不管个人困苦的高尚精神。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两者所表现出的关爱民生疾苦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心系天下百姓的爱国志士。
或许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外放、贬谪的仕宦生涯，苏轼才得以走出京师，将高远的报国入世理想与忧民生、怜苍生的感谓结合起来。
也许正因如此，“…词为艳科‟的观念才有了改变，词的内涵才更丰富，风格才更多样化。
”（《宋词选》胡云翼选注）二．政治生涯风云多变，人生命运坎坷艰辛，萌生“出世”的人生态度苏轼一生天纵奇才，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促其积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衰弱的国势，使苏轼“奋力有当世志”，积极参与建议朝廷的各种政事。
然而，朝廷的不容异己、不同党派的互相倾轧又使苏轼敏锐地感受到仕宦的风险，自身的不安，向往及早归去，渴望在思乡归隐中排遣内心的苦闷。
（一）功成身退转成空人生如梦去何处作于杭州任期的《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一纸乡书来万里。
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卜算子》：“蜀客到江南，常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席上呈杨元素》：“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等等。
这一时期的词作都隐隐透露出归乡的情怀。
家乡，自古以来就是身在异乡的文人骚客漂泊、困顿之后，寻觅慰藉的心灵港湾。
这种思乡的情结也充盈、激荡着苏轼的内心，成为其仕途乖舛的归隐寄托。
且此时期严子陵、范蠡等功成身退的历史人物，是苏轼最为仰慕、最为倾心的人物。
在《行香子·过七里滩》中：“算当年，虚老严陵。
君臣一梦，今古虚名。
”以严子陵自比，抒发君臣一梦，不得重用的苦恼。
《菩萨蛮》：“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减字木兰花》：“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流露出渴望能够像范蠡那样，在功成之后再作五湖之游的畅想。
仕杭时的归乡之隐是以“功成”为前提的“身退”，在其内心深处积极入世、佐邦安国的政治志向，仍是其渴慕追求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