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思想探源【摘要】“人本”的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在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深厚的根基，但由于历史局限性，都没有超越封建的或资本主义思想的范围。
本文对“人本”思想从中、西、马三个方面进行了探源和梳理，以期使人们正确认识进而在实践中正确运用人本思想，指导实践。
【关键词】以人为本；现实的人；人的全面发展序言在当代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人类社会的主题是发展问题。
但先前社会发展往往只是在经济活动的意义上考虑人的因素，而没有从人自身考虑，导致经济迅猛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却失落了。
随着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清醒而深入地反思，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这样的唯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但究竟如何正确理解“人”，如何认识“人”的地位，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人本”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可以追寻到“人本”的人文精神传统。
简单地说，“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根本，关注人，肯定人，尊重人，强调人性的发展。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理念，贯穿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不断得到加强和深化。
同时，在每一历史时期，“以人为本”的精神又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
一、西方的“人本”哲学思潮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对人本思想做出了最早的表达，体现了人在认识论域中的主体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用“人道”反对“神道”，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人的世俗幸福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提倡人性解放，个人幸福。
近代主张以人的理性为尺度审视、评估一切，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并以理性为手段，为人类谋福利。
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和“人为自身立法”突出了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强调了人在自然界，道德领域中的主体性。
费尔巴哈把“人本主义”原则引入了哲学，揭示出人就是自己的上帝，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应为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斗争。
现代西方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危机四伏，矛盾重重，虽然生产力和科技在发展，但并未给人们带来幸福生活，过去所颂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在现实社会中遭到破坏。
思想家们要求把“人本”建立在反唯物主义、反理性主义和反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他们抛弃了古近代资产阶级“人本”思想的唯物主义基础，否定了他们颂扬的人的理性，否定了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进步意义。
叔本华把人的认识对象看作是人的表象，得出“世界就是我的表象”的结论，号召人们摆脱现实，抑制欲望，甚至否定现实的生命，从而进入无我世界。
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认为就人的意志而言，其本质不只是求生存，而是渴望求统治和权力，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创造、表现和扩张自己。
他提出了“超人”的学说，认为“超人”是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超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超人”是道德和社会的准绳。
柏格森强调哲学要揭示人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给人指出生活和行动的新方向，把生命作为一切存在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命哲学的体系。
纵观“人本”思想，可以看到，它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流传至今，是西方社会的一个主要思潮。
经过六百多年的曲折发展，其中有各种不同倾向的流派。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他们著作里都不同程度的包含“人本”的合理思想，强调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强调人的自由自主性、实践性和能动性；关注人自身的存在，探讨人的最佳在世方式。
但它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把人当作抽象的人来考察，缺乏现实的感性的基础；不能正确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实践。
总之，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都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都没有达到对人的科学认识。
二、“民为贵”：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人本”观念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上。
“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发展到成熟。
那时候人们逐渐从宗教观念中分离出“人德”的观念，开始了由重神到保民的过渡，民本思想便在这种过渡过程中萌发了。
先前时期的管仲首先提出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耕战的劳动力；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法、墨各家都提倡“以民为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推崇重视人的“仁”学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泛爱众”、“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他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开创了“以民为本”的先河。
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西汉出现了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以民本主义为主的德治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把对人及社会的关怀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比较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和性感生活。
到了唐代，统治者将“德主刑辅”写入了法典。
《唐律》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此后，“德主刑辅”成为古代明君相袭的治国安邦之略。
宋元明清时期，“以民为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朱熹说“国以民为本”，而张载则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期，一大批思想精英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不断进行着实践探索，“以民为本”的思想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以民为本”的思想推向高峰。
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主张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一纲领在当时的旧中国是最先进的革命纲领，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纵览中国思想史，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政治家们，都把“民本”作为执政的理念，但这都是基于期望自己所统治的封建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因此带有很深的封建烙印。
其实质是以民为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这使得“民本”思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条件而成了一种政治空话。
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为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的概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现今被称为西方“人本主义”和中国“民本主义”的两种思潮，都是曲折流传，观点复杂。
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就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本”的思想因素，同时又都有各自所处的时代和阶级以及历史观的局限性，都没有超越封建的或资本主义思想的范围。
三、人类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诚然，无论是西方传统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不经过现代文明意识的洗礼，其价值尺度显然不能用于现当代社会。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扬弃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唯物史观看待人及其发展，通过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状况，从而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真正做到了对“人本主义”和“民本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其“人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蕴含着科学的人本思想的精华。
第一，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建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以“现实的人”扬弃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第二，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马克思认为：一切人类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解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从静态上看，个人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逻辑起点，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内容；从动态上看，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所以，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从人是主体的观点去认识和理解社会，才能把握社会的真正实质。
第三，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认为，根据人所创造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的自由发展。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某种历史束缚，进而推进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逐步提高，不断推进和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的问题，在于人的终极关怀。
马克思“人学”以其实践性、批判性、开放性的独特品质，综合社会现实及其条件变化，在对传统理论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对人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创了崭新的人学景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者自己目的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及其结果而已。
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人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人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和归宿。
这为我们从现实的人出发，关注现实的人，关注人的现实活动及其生存条件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南。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作者简介：王鲁萍（1989—），女，汉族，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价值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