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以文化为转向”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传统翻译理论和标准的认同，传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念逐渐受到质疑，人们开始对翻译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索。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立足于“译者主体性”，把性别视角引入翻译研究，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从事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中的译作与原作、译者与作者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活动有了更广阔更合理的活动空间。

本文探讨了在以文化为转向的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和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活动的具体策略，期望在颠覆父权制二元对立中心话语的同时能建立多元共生的话语系统。

１女性文学从宗教翻译开始早在l6世纪的欧洲，发表文学作品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只被允许翻译而不被允许创作，并且她们的文学活动被限制在宗教文本的翻译中，女性仅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就是从事圣经的翻译，因为人们认为这极为有限的文学活动不会使女性接触到更复杂的思想，显得比较“安全”。

女性似乎也很“自然”地“认同”自己作为女性和译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女翻译家罗特宾尼尔·哈伍德(LotbiniereHarwood)所说：“我翻译因为我是女性”[1]。

然而后来的女性主义译者在发掘这段历史时却意外的发现早期女性译者并未完全按照世俗和传统对译者的要求———“忠实”地对宗教文本进行翻译，而是通过翻译这一媒介暗中改变了宗教文献中的某些原意，“加入了个人的政治宣言”[2]，也就是说，女性在受到严格限制不能自由表达自己思想情况下，通过这种狭小空间的积极做着最大程度的反抗，表达了女性以翻译宗教作品为手段，试图摆脱文化歧视和性别压迫，达到女性解放的愿望。

２女性主义翻译哲学：突破二元对立思维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元论和中心论，它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处于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和非本质的。

在这种中心论和二元论的关照下，男性、原作处于中心地位，而女性、译作处于边缘地位；翻译标准是一元的，即：忠实。

具有颠覆性的女性主义，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否定“绝对的、单一的权威以及权力中心”，她们认为，传统翻译理论对忠实与叛逆的理解是狭隘的，因过它们过分依赖一些僵硬的、彼此不容的二元对立思维，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而这中问地带正好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把视线转到二元对立中的弱者，转到众多的他(她)者，使文化中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色被展示出来，被人们注视，为差异的合法性辩护[2]，其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质疑原文的权威地位，否定传统的原文高贵而译文低贱的等级观念，提倡译作和原作的共生共荣。

收稿日期：2008-12-18作者简介：王素娟（1979—），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教师，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译介学。

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思考王素娟（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39；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安徽合肥230601）［摘要］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鲜明的政治色彩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本文简要地考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阐明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重写；策略［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102(2009)04-0072-04Journal of Chizhou College2009年8月第23卷第4期Aug.2009Vol.23No.4第4期３女性主义翻译理论３．１颠覆与重写长久以来，翻译的处境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首先是地位的低下。

翻译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地位，传统的翻译观设想了一个积极的原作和消极的译本；创造在先，被动的传递在后[1]。

“译着，舌人也”、“翻译者，叛逆者”、“译者是职业媒婆”、所有的比喻都表明了译者职业的地下，译者充其量只是原作者的影子，地位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另外对译作而言，“翻译(译文)被视为从属、派生、歪曲、不真实的模仿，进而被女性化”[3]。

无论译者的译文多么努力接近原文，但其与原文“等同”仍然是一种理想，译作的地位也一直处于第二等。

这就好像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样，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乃至家庭生活中男人居支配地位，妇女一直是受歧视、受压迫的对象，女人的从属地位一直被固定在历朝历代的教义中。

其次在于人们审视译作时无不具有女性化的标准。

无论是泰特勒的“三原则”、严复的“信、达、雅”，还是奈达(Eugene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无不把“忠实”放在了第一位。

尽管译作是译者智慧的结晶，但它仍然属于原作的附属，不容受到丝毫歪曲和更改，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这就相当于妻子要绝对忠实于丈夫，是丈夫的附属物，译作和女性在各自的从属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地位低于原作者，女人地位则低于男人。

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 M enage)有这样一句双关语“1es belles infidelles”，这个双关的意思为“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这句话将“漂亮”与“忠实”对立起来[4]，从而也把译文标准“忠实”与“优美”对立起来。

于是，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翻译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文学翻译为武器，拉开了女性主义视角对翻译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序幕。

女性主义者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理论中汲取了不少养料，力图解构或重新评价政治、宗教、文化、语言、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传统价值体系，并且她们将来自以上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并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翻译观，即女性主义译者不再隐形，而是竭力在翻译中体现其存在，彰显其风格。

女性主义译者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大胆地宣称：“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话语中，翻译是生产，而不是再生产”[5]。

在解构主义关照下，坚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译者认同了西蒙(Sherry Simon)对“忠实”的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而言的。

解构了“忠实”，也就解构了翻译标准。

女性主义翻译者认为，翻译绝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转译，也不仅仅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乃是一种政治行为，目的是反抗原文的男性中心和女性歧视，使语言替女性说话。

解构了翻译标准，也就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中心地位，译者和译文的地位得到提高，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十足的体现。

３．２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强调译者主体性17世纪初法国作家蒙田作品的英译者弗洛里欧(John Florio)说过“译者是原作者的侍女”,这句话道破了译作和女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这都是因为以“忠实”为基础的传统翻译遮蔽了译者的主体性，过于强调译者的“隐形”(invisibility)。

基于这种理念，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作者与读者、作者与译者是彼此构成对方，彼此生成对方，彼此都不是独立的主体，只在相互对视中彼此滑入对方，并成就彼此。

作者与译者地位是平等的。

女性主义翻译流派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译者主体性”和译者对文本有意识的干预，认为翻译是“写作的高级形式”，是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共谋与合作，是两者共同参与的对话。

女性主义译者坦率的宣称翻译就是“重写”，必要时修改原文，在译文中融入个人的“主观创作”，运用种种手段凸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在语言中“可见”，以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6]。

因此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决不仅仅是翻译，更是一种拥有话语权的主体写作，作者与译者之间也变成一种合作关系。

早期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也给予了译者一定权力，他认为译者应该根据“道德事实”或如他所说“真理”，来“纠正”一些原文的“错误”材料。

另外，德国翻译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来翻译同一文本”。

美国翻译理论家Venuti 也用“译者的隐形”来描述译者的这种从属派生地位，并且呼吁要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让译者“现身”。

这些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的译者身份观算得上是异曲同工。

“译者主体性”的论点彻底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标准，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性。

３．３译文与原文享有同等的地位“翻译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翻译既然是有王素娟: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思考73第23卷池州学院学报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是重写，那么，忠实就不再是翻译绝对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原文也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否定了传统论断，认为译文与原文都是人们思想智慧的结晶，应享有同等的价值地位。

著名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指出：当代的翻译研究是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这样，译文就不再是译者以“无己”之我去处理原著的再现行为，而是在译者主体性的指导下的翻译实践，是一种重写和创作，具有区别与原文本特有的价值。

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也认为译文必然是译者思想的体现，因为“翻译是思想运行的过程，是把自己的思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它并非是用语言或科学的方法将某些东西转移到现在”。

翻译家徘茨(Ocat Paz)把翻译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一方面，世界向我们展示出形形色色类似的事物；另一方面，大量的文本又层出不穷，每一个文本与此前出现的文本略有区别。

３．４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当中的三种主要翻译策略，即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prefac-ing)与注脚(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

增补即“补偿”手段，指的是对两种语言(源族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补偿，在补偿过程中译者介入文本，译者的观念与信仰乘机映入翻译作品，一般的翻译者也常使用，但女性主义译者只注目于补偿原文在表述性别意义上的方式。

前言(preface)或注脚(footnote)是指的是译者通过前言或脚注形式对原文进行解释、描述，女性主义译者将其视作翻译的常规，用以解释原文的背景、意旨以及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有的译者还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翻译的过程。

劫持((hijacking)是最富有争议的一种翻译策略：女权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现意图对原文中不符合女权主义观点的文本部分进行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操纵和挪用(appropriation)，对原文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词句进行重写[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