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郑樵，生活于南北宋交界时期，后世对他的《通志》评价不高，多认为“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①”。而六个多世纪后的章学诚却在其毕生心血之作《文史通义》里单列《申郑》、《释通》、《答客问》等诸篇为郑樵辩护，并大加赞赏，《申郑》篇云： 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② 目前学术界对郑樵、章学诚二者的单独研究众多，而二者的比较研究却鲜见。本文不自量力，欲就此问题稍尽绵薄之力。

一、 实学之发展 郑樵生平勤于著述，自述“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③”，但流传下来的书很少④，关于他作

①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7页 ② 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第一版，卷五,46页 ③ 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此书我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列于集部四，别集类三 ④ 参见顾颉刚：《郑樵著述考》，《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2091页 《通志》的原因，如今我们只能从他仅存的几部书中略窥一二。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 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纲法纪。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① 按郑樵作《通志》，很大一部分原因自然是贯彻其“会通之意大矣哉②”的思想（详后），但郑樵对空言的不满和对实学的推崇也是推动他作《通志》的原因。“实学”思想在郑樵的著作里多有体现： 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③ 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④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⑤

① 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② 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1页 ③ 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④ 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 4页 ⑤ 郑樵：《昆虫草木略》序，《通志二十略》， 1979页 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① 按郑樵认为有些学问必须要亲身实践方能明白，而且学问亦要付诸实用。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篇则曰：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② 钱穆先生对章氏的“六经皆史”说有过解释，大意指六经皆三代之史，各守专官之掌故，并非圣人有意要作文章，后人尊崇三代，于是便尊崇所谓“六经”。钱先生引章文： 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于空言。 古人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于是宾四先生说道“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捨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③ 上引钱先生对章氏“六经皆史”论的解释可以

① 郑樵：《图谱略•索象》，《通志二十略》，1826页 ② 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卷一，1页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430-432页 看出，章学诚“六经皆史”理论的构建是基于六经乃先王政典，并非空言这样一个事实之上。我们也可看出，章氏倡“六经皆史”，仍带有其实学的目的： 故道隐百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① 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② 而鹜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而擅于文者，终身苦身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③ 按郑樵所倡之实学既看重实践亦看重实用，章学诚的实学思想则注重实用一面。郑樵所处是“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的宋代，所以他提倡要追根溯源，

① 章学诚：《史释》，《文史通义》，卷三，67页 ② 章学诚：《原学中》，《文史通义》，卷二，43页 ③ 章学诚：《原学下》，《文史通义》，卷二，44页 实践考查；而章学诚之时考据风行，学者最忌空言著书，对一字一物皆考据入微，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章氏正是目睹此状，方提出经世致用的观点。两者皆倡实学，然各有侧重。但章学诚本人并不反对考据，他更时时害怕别人批评他徒具空言而不能征诸实事①。因此章氏对郑樵的实学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甚至可以就此推测，章学诚对郑樵的实学思想进行过批判性吸收，以适应他所处时代的新特点，这也正印合了他本人所主张“事变②”的观点。

二、 史义（意） 《文史通义•申郑》篇云： 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③ 史意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体系里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

① 章学诚生于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时代，他的义理发展始终与其文献争整理相结合。参见余英时：《章实斋的史学观点之建立》，《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5年第二版，44-45页，73-74页 ② 实斋主张“理无定形”、“读书当观其大意”，即指法其意也。参见余英时：《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与“朱、陆异同”论》，《论戴震与章学诚》，55-59页 ③ 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卷五，46页 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所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作史贵知其意，非用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页”“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①。对其史意的理解学者各有不同，余英时先生认为章氏之所谓史意除从政治伦理学观点解释孔子之义外，也指史学之所以成为史学的那个要素，即所谓史家的“别识心裁”②。而为什么章学诚会认为郑樵深得史意呢？ 章学诚自述他与刘子玄之不同在于他言史意及一家著述，认为只有独断之学、一家著述才能使作者的“别识心裁”、“史意”灌注其间。《答客问中》有言： 使伏、郑共注一经，必有抵牾之痛；使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③ 而“独断之学”亦是“《春秋》家法”： 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

① 此三句皆转引自朱政惠、陈勇：《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参加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258-259页 ③ 章学诚：《答客问中》，《文史通义》，卷五，50页 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面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① 所以他说： 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间有好学深思之士，能自得师于古人，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骂，指目牵引为言词，譬若猵狙见冠服，不与龁决毁裂，至于尽绝不止也。郑氏《通志》之被谤，凡以此也。② 了解到章学诚对“独断之学”及“《春秋》家法”的重视，方能明白他对郑樵赞赏的份量：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

①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7-48页 ②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8页 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称经纬，成一家之言也。① 正因为郑樵具备了章氏所谓的“《春秋》家法”和“独断之学”，章学诚才说他“稍有志乎求义”，这即是章氏眼中郑樵最可贵的一点。所以即使《通志》遭后人诟病，讥其疏陋，仍无碍于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而郑樵的“史意”究竟是什么呢？《文史通义•释通》篇云：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志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夜。后人议其疏陋，非也。 郑樵著《略》，虽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 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② 由此可见，章学诚所看重的“史意”在《通志》上则表现为其义例，即通志的会通之法及其各

① 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卷五，46页 ② 章学诚：《释通》，《文史通义》，1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