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功正：论宋代美学【内容提要】宋代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审美理想、完整的主体审美意识、繁博的审美形态、独特的风韵格调，彬蔚大备，郁郁乎文哉。
它既承绪于前代，又改变了前代，给后代的美学史以深刻影响。
宋人富于原创精神，获得了创新性美学成就，提供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审美形式和美学理念。
宋代社会与宋美学、宋学与宋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表征着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规律。
宋人的文化—审美心态和思维机制、宋人所创造的审美形态和由此所形成的审美风貌，构成了一轴灿然瑰丽的画卷，成为后人所神往的美学世界。
宋代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已引起研究界的广泛注意，并已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优质成果。
如何从一个新的视界即美学的视界对其加以观照，从美学史的层面予以整合，便成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
本文试图从美学史的纵向与横向的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上对宋代美学的生成、特征、内外部关系等问题加以把握和说明。
一、宋代美学与唐代美学宋没有像唐那样开边扩张，但是宋人在历史所赋予的社会条件下，创造了自身的文化与美学，足以跟唐媲美，而且从形态、类别等方面来看，或有过之。
于是，宋代美学与唐代美学的关系便是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
宋代美学与唐代美学之间的关系是：传承、变异进而独立门户。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避免把朝代更迭与美学史的时代转换混为一谈。
它分属于两个范畴。
朝代更迭是政权转换，属于政治学范畴，美学不会像政权更迭那样变化迅速，犹如刀砍斧劈，它有一个相对延伸期和惯性运动期，体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美学的非同步性。
宋代美学对于唐代美学在总趋势上是接近进而摆脱，这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发展性的过程形态。
宋代初期受晚唐影响，文学审美领域中便有所谓产生于宋太宗时期而兴盛于宋真宗时期的晚唐体，出现于宋真宗时期而兴盛达三四十年的西昆体、白体诗等。
但是，每个时代的美学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意识和审美形态。
前后代影响，只是一段时间，表现为一个过程而已，到了一定时候和一定阶段，自身的条件孕育成熟后就会出现蝉蜕现象，在清算前代美学史弊端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时代的美学。
这已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宋代也是如此。
王禹ｃｈēｎｇ＠①的苍头突起、柳开矫正五代、穆修反对骈体、石介痛斥西昆，可以说是出现了全面清算晚唐五代美学、清除其影响的势态，从而为后来的那场声势浩壮的诗文革新运动鸣响了前奏曲。
在审美品位的崇尚上，宋代也较唐代有变化。
唐代朱景玄提出神、妙、能、逸四画品，逸品居后，但到宋代却作了根本性调整。
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里把逸品置于首位，称“画之逸格，最难其俦”，重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莫可楷模”。
所谓“逸”，就是超越、超逸，超越有形、有限而达于无形、无限。
宋代书法“尚意”是对唐代“尚法”的反拨和自身审美的确定，在审美内涵上仍然以“逸”为主体。
唐诗灿然大备，宋人似乎难以为继，但宋人自有进取和超越精神，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从而获得创新性成就。
清代叶燮《原诗》外篇下说：“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垒以赴之，竭尽乃止。
才人伎俩，腾踔六合之内，纵其所如，无不可者。
”如果对唐、宋的一些审美形态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唐诗是经验世界之心灵化，宋诗则是对象世界之人文化；唐文学审美体现了诗与音乐之联系，宋则是体现了词与音乐之联系。
如果对唐、宋人的性格、心理、精神，加以大致、轮廓型比较，可以看出，宋人缺少唐人龙城虎将、醉卧沙场的气魄、气派和气势，宋人堂庑确实不如唐人阔大，外部世界便敛缩为内心态势。
唐人崇武，宋人尚文，于是形成了唐、宋人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关涉其价值评判和价值取向。
宋人以艺术为本位的价值观便有助于促进美学的发育。
在气质、性格上，唐人臂苍牵黄，裘马清狂，少年英杰；宋人则红烛夜酒，闲云野鹤，中年绅士。
这些不同之处当然会在基本的审美精神和风貌上反映出来，从而具有了时代差异性质的涵义。
唐代白居易对宋人心态影响甚大。
晚年白居易的心态趋于平和、闲适，这正是宋人所需要的，也正符合宋人的心理结构。
这在宋初实际上就已确定。
林逋《读王黄州诗集》：“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
”据《宋史》本传，李ｆǎｎｇ＠②“为文章慕白居易”[1](p.1025)。
白居易对于中国仕隐文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中隐”论，这对宋人心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白居易的《中隐》诗写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2](p.490)“中隐”是中国文人在仕隐之间所寻求的平衡方式，“丘樊”小隐过于冷落，受不了这份清苦；“朝市”大隐过于喧嚣，同样难以承受。
为了吻合中国文人生活要求和心理需求，便出现了不寂不闹的“中隐”，这实在是白居易的绝大智慧。
这正符合宋人的心态，便纷纷接受。
《宋史·张去华传》载张去华“在洛茸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
”[3](p.1138)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说：“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4](p.59)还作有题为《中隐堂》的诗。
[4](p.24) 以此为基础，宋人对仕隐文化作了最为圆融的组合与配置，他们潇洒地容与在仕与非仕之间、无可与无不可之中。
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今张氏之先君……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
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
”[5](p.369)从心所欲、游刃有余，可谓进入自由境界。
宋代美学对于唐代美学表现为摆脱前代，进而自立、发展的过程，这在文学美学上体现得尤为显著。
北宋美学及其发展历程形成了初宋、中宋、晚宋三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三个美学阶段：唐韵浸染期、宋调形成期、宋调鼎盛期，体现出宋代审美精神、思潮、特征、形态的变化情形，印下了宋代美学史的发展路线图。
二、宋代社会与宋代美学宋代处在社会结构重大变革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城市经济地位得以提高，其商品贸易不同于唐代有规定时间、固定场所，而是夜以继日、无有定所。
《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即使地处远静之所，“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都城纪胜》记南宋临安，也是如此。
“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都市繁华走向世俗化，市民文艺便得到孕育。
人们几乎可以从宋代寻找到所有的通俗性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
勾栏瓦肆的出现、百戏艺术的繁荣，对于中国美学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影响了审美的观念、形态和趋向。
柳永词、话本小说和市肆风俗画便是其代表。
绘画长卷《清明上河图》中所蒸发的是世俗市民热腾腾的气息，而没有贵族味。
宋代的佑文政策，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品位的提升、审美文化的发达。
一直到南宋，人们仍然在赞赏着这一建国初期的国策。
据《宋史·陈亮传》，陈亮就曾说：“艺祖（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6](p.1467)在这样的文化精神氛围内，文化艺术各门类之间出现了互融互通现象，这是文化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层面所必然出现的交叉交融现象。
宋代加速了官吏的文士化、学者化历程，加速了文人的文化、审美素质全面提升的历程，他们身上总是兼备数艺、数技。
例如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诗人、词人、散文家，还是音乐美学家。
《宋史》本传谓“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弈、音律，无不通晓。
”[7](p.1075)他们不是以单一的文化、美学的角色出现，而是文化、美学的全才、通才。
文化、美学的互通现象，促进了相应的美学理论的提出，例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论才会在宋代出现，由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提出。
诗、词、歌、赋、书、画、琴、棋、茶、古玩构合为宋人的生活内容；吟诗、填词、绘画、戏墨、弹琴、弈棋、斗茶、置园、赏玩构合为宋人的生活方式；诗情、词心、书韵、琴趣、禅意便构合为宋人的心态——在本体意义上是情调型、情韵型的宋人心态。
他们对于这些文化艺术对象所怀抱的是玩味性、欣赏性（更多的是清赏性）、体验性的态度，这便进入审美层面。
于是，审美上便崇尚和追求“韵”。
“韵”风行于宋代文化和审美领域，成为对明代中后期美学最具影响力的范畴。
解读它，需顾及三点：第一点，它是意义宽泛的审美标准和范畴。
它在宋代表征着人体特别是妇女的美。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说：“时以妇人有标致者为韵。
”“韵”，便是美；“韵”，便成为美的表征。
第二点，它由艺术美学范畴扩衍为文学美学范畴。
宋代范温《潜溪诗眼》作了详述，并富于历史感地描述了“韵”的演变过程：“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