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革命歌曲的意义及作用摘要：抗战时期中国革命歌曲是中华民族近代音乐史上极为光辉灿烂的篇章, 其题材之集中、创作速度之快, 流传之广、数量之多、演唱者热情之高、歌咏规模之大, 是前所未有的, 超过了中国文明史任何一个朝代, 堪称之最。

这些革命歌曲是夺取抗战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之一,为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不仅对于抗战救亡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抗战；救亡；革命歌曲一、概念及时间上下限的界定关于革命歌曲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

在一些文献资料中革命歌曲也称为“革命历史歌曲”，它是革命年代艺术家们深入社会和百姓创造出来的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

（注1）在这一概念中，革命歌曲似乎只是少数人顺应历史思潮的作品。

在另一些文献资料中革命歌曲的概念又被限定在国家、政体及特定时期的范围，如中国革命歌曲被看作是红歌、老歌等。

如果以学术的眼光去界定，可以发现这些定义皆为从某一狭小角度及层面对革命歌曲特征进行概括，而缺失广泛的包容性。

革命一词，政治学上的经常相对概念是“改革”。

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体制内的稍大规模修改，通常是系统性的计划。

在中国，“革命”一词最早喻指改朝换代，例如：商朝对于其推翻夏朝取而代之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

在近代，该词则始于晚清时期，孙中山从日本的翻译著作取出“革命”二字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

通常，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在社会学以及日常口语中，通常表示一种极端的、常常带有暴力的、对现存政治和交际关系的社会性变革（颠覆）。

这里，“革”指改变，“命”指命令，即“天命”。

（注2）在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如果没有极端的社会变革，只是由一个组织或者一个紧密联系的关系网发动的，且只有相对较小的群众基础，这样的行为，一般称为政变，或者在有军队参与的时候称为“叛乱”。

但这种情况也时常用“革命”代称（注3）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内涵。

根据对以上文献介绍、比较、分析后，本人认为：“革命歌曲”中的“革命”，应界定在社会学语境中，以对现存政治和交际关系的社会性变革（颠覆），也应该包括体制内的稍大规模修改，包括系统性的计划及非系统性计划甚至无系统计划。

“革命歌曲”是“革命”特定时空内整个社会群体所创造出来的，直接或间接反映现实，表达明确政治倾向的歌曲形式的音乐艺术作品的总和。

“抗战时期的中国革命歌曲”则应该在广义上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的所有体现特定时期现实生活并带有反侵略情感的作品，这其中不应该包括非反法西斯的外国歌曲和非政治性的中国作品，也不应该包括为日本，日伪推行“大东亚和平共荣圈”“中日满亲善”等反动作品。

如江文也回国初期的一些奴化性政治歌曲（注4）。

在此语境下的“抗战时期的中国革命歌曲”，其概念内涵与广义上的“中国抗战歌曲”、“中国抗日救亡歌曲”等概念接近。

就如同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与直接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开始，被重新定义并逐渐狭义化的“新音乐运动”中的“新音乐”概念与“新兴音乐”、“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等概念共通化类似。

（注5）（注6）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受到诸多列强的欺辱和侵略,但其中对中国伤害最大,侵略时间最长,屠杀中国人最多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说起日本侵华史实际上始于1874年,那一年日本不仅吞并了当时被中国保护的琉球岛国,还派兵侵犯台湾宝岛。

1895年5月至11月间,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开始登陆台湾,台湾民众曾自发组织抵抗达7年之久,死伤共11万人。

这样算来,日本侵华史前后长达70年之久。

八年抗战,习惯上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但要讲抗战革命歌曲,则应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甚至要更早些。

所以史学界也有“十四年抗战”一说。

（注7）早在1917年,冯玉祥将军任湖南湘西镇节使期间,曾创作过反对“21条秘密条款”的《国耻歌》。

还有一首流传在民间的山东威海民歌《甲午战争》。

1928年，济南“五卅惨案”发生后，就有三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唤起民众爱国热情的歌曲一直流传至今：《济南惨案歌》（朱因词、吴伯超曲）、《国耻》（冯国文词、萧友梅曲）、《反日运动歌》（宋寿昌词曲）。

其中《济南惨案歌》石刻现就矗立在趵突泉公园济南惨案纪念堂前，成为济南惨案纪念园重要的组成部分，彰显出这首歌曲在当时号召民众奋起抗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注8）。

这些歌曲，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抗战革命歌曲的先声，但对于研究而言，随九·一八国耻日而起的，方向更加明确的抗日音乐思潮则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

（注9）抗日战争是从局部抵抗到全民族全面抗击外敌的年代,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也是全民族唱歌的年代。

其伴随着整个抗日战争。

从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既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又是抗战歌曲空前的“黄金时代”。

其数量众多,绝不仅仅是著名音乐家吕骥所估计的三四千首，甚至更多可达近万首。

这些饱含着热血与汗水的歌曲是战斗号角,呼唤中华儿女民族意识的觉醒;是精神武器,激励军民的抗战意志信念,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是时代强音,鼓舞根据地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抗战歌曲是夺取抗战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抗战时期中国革命歌曲的发展阶段、区域性（一）抗战革命歌曲的产生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新音乐的创作主题是多元的，以“启蒙”、“救亡”、“艺术”三元素为主旋律，在此之前，中国的新音乐事业处于比较稚嫩阶段。

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逐渐升级的战争态势，使得“一切为了救亡”的时代主题逐渐成了音乐创作、歌咏的主元素。

同时，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民族战争也“催生”了中国新音乐歌曲创作的成熟，围绕着抗战事业，曲、词作家的艺术创作能量被极度地开发了出来，甚至是超水平发挥，而中国抗战救亡歌曲的创作、歌咏也由此逐渐走向了成熟，并成为中国新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抗战革命歌曲的划分从纵向发展来看，从1931年到1945年，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歌咏呈现出两个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

第一阶段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第二阶段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前一阶段在音乐史上被称为“救亡歌曲”。

因为在这一时段中真正标志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高潮时期的来临，是以聂耳为代表的一批抗日救亡音乐家从事救亡歌曲写作开始的，即近代音乐史上称之为“救亡派”的产生。

“救亡派”的实质概念是指以创作救亡歌曲作为其使命和生命的音乐家群体。

“救亡派”的诞生，将中国救亡歌曲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鼓舞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对于促进全面抗战的爆发起到了群众歌曲形式的宣传鼓动作用。

从音乐文化的角度而言，也标志着中国群众歌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阶段被称为“抗日歌曲”。

这一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阶段。

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全国军民抗战热潮的鼓舞下，爱国音乐家所创作的抗战歌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时代呼声，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掀起了一个抗战歌曲的歌咏热潮。

1938年，继上海后，武汉成了全国歌咏中心，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与此同时，以“歌咏城”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歌咏运动，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广泛深入的全民族歌唱运动。

可以说，这两个大阶段的发展是与每一个阶段抗日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并且各自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注10）总体来看，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和发展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这一阶段可称为救亡歌曲时期，在该阶段，根据发展的形式状况，又可划分出两个小的断限：1．救亡歌曲的创作(1931-1934）自1874年对侵略台湾以来，日本觊觎中国领土和财富之举从未间断。

在长期精心策划之下，以1931年6月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为实施战争阴谋的先兆，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炸坏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铁道，随即进攻中国军队，史称“九·一八”事变。

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侵略军铁蹄很快踏遍了东三省的土地，短短的4个月零18天后，整个东三省成为了日军的殖民地。

上万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

民族侵略向来都是异常敏感的，日本侵略军对东北人民野蛮的屠杀和蹂躏，点燃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怒火，同时也激发了许多音乐工作者的爱国良知和热忱“九·一八”事变后，救亡歌曲的创作、歌咏主要分为三条主线在全国各地发展：一是各个音乐院校师生的救亡歌曲创作；二是左翼音乐家的救亡歌曲创作；三是东北抗日军民的救亡歌曲创作。

2．救亡歌曲的发展(1935-1937)1935年是早期救亡歌曲创作和歌咏的一个明显的时间分界线。

这一阶段救亡歌曲的创作与歌咏，是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和左翼音乐家提出并领导的新音乐运动为主。

而这些变化是与当时华北地区再一次面临国家主权不保、领土完整不保、战争形势不断恶化的状况紧密相连的。

第二阶段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可称为抗日歌曲时期，这一阶段又可划分为三个小的时间断限，每一个阶段和断限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1．抗战歌曲的创作（1937-1938）“七·七”炮火刚起，上海的戏剧和音乐工作者集体创作演出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冼星海等为该剧创作《保卫卢沟桥》（塞克词）等歌曲，发出了“敌人从那里来，把他打到那里去”的愤怒吼声，及时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全面抗战开始时的斗争和决心。

这一时期歌曲创编活动以反映抗战、鼓动群众为主要目的并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歌咏运动的深入开展和持续发展。

在抗日歌曲的歌咏方面，从1935年开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已经波及到全国的各大城市。

不过“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大片国土失陷，特别是上海沦陷后，武汉已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各种群众抗战组织、文化宣传团体以及大批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了这里，因此这时武汉已成为抗战文艺和歌咏活动的一个集中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方便开展武汉地区的抗战歌咏运动，文化界和音乐界开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

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 《宣言》中提出：“我们要用歌咏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把他们唱上战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但是，我们不能一盘散沙，因此我们把全国歌咏工作者集在一个总体之下有计划地去开展全国广大的救亡歌咏运动”（注11）2．抗战歌曲的发展（1938-1944）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11月国民党宣布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