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0-03-0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11544010）；大庆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秦汉简帛词汇系统比较研究”（09SQ20）。作者简介：赵岩（1984－），男，吉林公主岭人，大庆师范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简牍学。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ofLeshanTeachersCollege第25卷第8期
2010年8月Vol．25,No．8Aug．2010
汉代简帛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赵岩（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辽宁大庆163712）
摘要：20世纪以来的汉代简帛词汇研究在词语考释、辞书学研究、历史词汇学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具有重视文化词汇研究、词语考释成果缺乏系统整理、各角度的研究发展不均衡等特点，我们要加强对已有词语考释成果的整理，完成对汉代简帛词汇的系统整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词语、疑难词语的考释及常用词研究，进一步拓展汉代简帛词汇研究的角度。关键词：汉代；简帛；词汇；回顾；展望中图分类号：H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10）08-0055-05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以北的疏勒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得708枚汉文木简，自此，汉代简帛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之后，大量的汉代简帛不断出现，数量较多的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及简牍、张家山汉墓简牍、孔家坡汉墓简牍、尹湾汉墓简牍、银雀山汉墓简牍、阜阳双古堆汉墓简牍、河北定县简牍、青海孙家寨汉简、陕西未央宫汉简、内蒙古额济纳汉简等，由此，汉代简帛时而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汉代简帛词汇研究也随之兴盛。我们不揣鄙陋，对汉代简帛词汇研究做一回顾与展望，以期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裨益，敬请方家指正。一、以往汉代简帛词汇研究的内容汉代简帛词汇研究的内容颇为丰富，我们依其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的不同将其大体分为三种，即词语考释研究、辞书学研究、历史词汇学研究。（一）词语考释词语考释是研究简帛的首要任务之一，简帛词汇的考释可以依考释词语的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种，即文化词汇的考释和普通词汇的考释。1．文化词汇的考释早期的汉简研究集中在名物考证上，尤以地理、官制、术数等名词为考察重点，这使得文化词的研究成为早期汉简词汇研究的重心。简帛学开山之作《流沙坠简》解释了大量文化词，包括“觚”[1]80-82、“刺”[1]117等文书词语，“茈宛”[1]97、“亭磨”[1]97等植物词语，“伏”[1]94、“大时”[1]94等民俗词语，“士吏”[1]106、“都尉”[1]127-128等官职词语，“敦德”[1]119等地理词语，“閒田”[1]119等经济词语。此后黄文弼、贺昌群、劳干、陈梦家、陈直、于豪亮等汉简研究名家的考释工作重心也都在文化词上，这一传统直到今天仍被继承，可以说，文化词的考释工作一直是汉简词汇研究的中心所在。这种考释单篇论文数量众多，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整理某些类别的文化词语，张显成在这一点上首先有所突破，他将简帛语料（包括马王堆医书、武威医简、阜阳
55汉简《药物》篇、居延医简、敦煌医简）中的717个药名分门别类，进行了穷尽性的整理研究，集简帛药名研究之大成[2]；刘小文则借鉴语义场理论和词汇分层分析方法，从行业用语角度，对《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中的805个军事用语进行了描写与分析，系统地进行了分类整理[3]；安忠义有意识地系统整理河西汉简中的农业词汇，已整理发表的有谷物[4]、蔬菜[5]类两种，另外其博士论文中还有织物、守御器、官文书、政令类、服役经济等类别词语的集中考证[6]，这种有意识的集中考证使我们得以系统的观察某一类词汇，从而在宏观上把握汉简的文化词汇。2．普通词汇的考释汉简早期研究著作中就出现了对一些疑难普通词语的研究，如《流沙坠简》就解释了常用于药方中的“分”为“等分”义[1]97，于豪亮[7]、陈邦怀[8]解释了“解何”一词，于豪亮[9]还解释了“久次”一词。但相比于同时期的文化词的考释研究，可以说少之又少。近三十年来简帛整理研究的著作开始关注一些普通词语，一方面一些学者常常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就一个或几个普通词进行考释，如王子今[10]、刘乐贤[11]、孟蓬生[12]、赵平安[13]等的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个人或集体以集中注释某一类汉简文献的著作的形式对大量的普通词语进行考释，如胡平生、韩自强的阜阳汉简《诗经》研究[14]，韩自强的阜阳汉简《周易》研究[15]，魏启鹏、胡翔骅的马王堆汉墓医书研究[16]，刘乐贤的简帛术数文献研究[1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随州市考古队的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研究[18]，胡平生、张德芳的敦煌悬泉置汉简研究[19]，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马王堆汉墓帛书研究[20]，张震泽的《孙膑兵法》研究[21]，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银雀山汉墓竹简研究[22]，孙家洲等人的额济纳汉简研究[23]，高大伦[24][25]、彭浩[26]等人的张家山汉简研究，中国简牍集成编委会的出土简牍全面注释研究[27][28]等，还有一些学者以集释性著作或相类似的形式汇集考释成果，如朱红林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29]、彭浩、陈伟、工藤元男等人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30]等。虽然这些研究中多涉及对文化词汇的考释，但已经将普通词汇的研究纳入到研究范畴，尤其是一些疑难词的考释，工作做得很多，甚至可以与文化词汇的考释工作相媲美。（二）辞书学研究简帛语料对于辞书研究的价值很早就被学者们意识到。张显成[31]从辞书书证补阙例、辞书书证补晚例、辞书释义订正例、辞书词语增补例、辞书义项增补例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简帛文献对辞书编纂的价值。很多学者以简帛词语的考证为基础，比照《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探索简帛文献语料对辞书编纂的价值。曹小云[32]从为《大词典》补充新的词条、为《大词典》补充新的义项、为《大词典》提前始见书证时间等三个方面讨论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对《汉语大词典》的补正意义，论述了其在汉语词汇史上的语料价值；徐凌[33]、张
静[34]、陈荣杰[35]、孙尊章[36]等分别论述了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尹湾汉简遣册名物词语、武威汉简、张家山汉简《盖庐》等简帛文献对《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的补正价值。张显成[37]还据简帛文献对《说文》收字释义的文献用例进行了补缺工作。近两年开始有学者尝试编写具有词典性质的汉简词语通释或汇释类著作，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郝慧芳[38]、范董平[39]、葛红丽[40]三位博士分别对张家山汉简、敦煌汉简、居延新简做了词语通释的工作（其中敦煌汉简、居延新简只完成了部分词语的通释工作），沈刚[41]则汇总前人研究成果，对居延汉简中的词语进行了汇释。（三）历史词汇学研究1．以词性划分的词汇系统的研究词汇按词性划分可以划分为名词、动词、量词、副词、连词、介词等多个系统，学者们对简帛文献中的这些词汇系统多有关注。要说明的是，像连词、介词等词汇系统的研究人们往往将其划入语法研究的范畴，但不可否认，其中多少含有词汇研究的因素，所以我们将其也划入到词汇研究范畴。这类研究以量词的研究最为丰富。魏德胜[42]描写了《敦煌汉简》中的量词；王贵元[43]论述了汉代简牍遣策中的量词；陈练军分析了居延汉简量词的分布特征[44]，探索了居延汉简中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语义条件[45]，还对居延汉简中量词的词义演变进行了讨论，指出了几个量词的词义演变原因及过程[46]，他还分析了《尹湾汉墓简牍》中的量词[47]；姚振武[48]分析了西北地区汉代简牍中的名量词；张显成[49]分析了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中的量词；吉仕梅[50]也对汉代简帛量词进行了讨论；肖从礼[51]对汉简中的量词进行了汇总，探讨了其来源；张俊之[52]、武晓丽[53]等也对一种或几种简牍中的量词进行了研究。
56另外，对于数词、副词、连词、介词等词汇系统学者们也有所涉及，但数量相比于量词系统的研究则少得多。我们以相对研究较多的副词为例，张国艳对居延汉简中的统括性范围副词[54]、否定副词[55]进行了考察，周文娟[56]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副词进行了分析，邓统湘[57]、孟琳[58]、于文霞[59]等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某一种简牍中的虚词系统进行全面描写，张国艳[60]的居延汉简虚词研究最具代表性，她对居延汉简中的虚词进行了全面描写。2．构词法研究张显成[61]等对十种汉简帛语料进行了构词法分析，描写了这十种材料中单音词、合成词及其各种小类的数量及所占的比例；苟晓燕、张显成[62]对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也进行了分析，可贵的是文中按构词法的类别详细描述了738个词的出现次数、频率及各种构词法的比例，并且从词义、词性、语素顺序等角度对合成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梁静[63]则对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复音词尤其是一些新出现的复音词进行了讨论。3．词汇系统的演变词汇系统的演变主要体现在新词的产生及旧词地位的变化，苟晓燕、张显成[62]考察了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的新词，吉仕梅[64]则探讨了王莽改制造成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官职、地理、货币三类词汇的改变，指出了这一政治变革对词汇系统的影响。4．其他研究除了以上三种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切入简帛词汇研究。吴辛丑[65]探讨了简帛典籍异文与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关系，他指出：“简帛典籍与传世古籍的同义异文，就是古人换用同义词的结果。由简帛典籍异文来确定同义词，实际上是采用了替换的方法，或者说，是符合替换的内在精神的。由于这样的替换是由古人完成的，并已成为汉语的历史事实，所以，简帛本与传世本的异文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古汉语同义词最重要的资料，其价值远非互用、对用、连用现象所能比拟。”苟晓燕、张显成[62]考察了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的词语新义的出现。二、以往汉代简帛词汇研究的特点（一）重视名物考证，尤其重视文化词汇的研究汉代简帛语料比较特殊，日书、医书、屯戍公文等性质的语料相比于传世文献所占比重很大，涉及大量的民俗、医药、官文书、经济等文化词汇，使得这一类文化词汇的释读成为进一步研究汉简语料的关键，也是提升汉简史料价值的关键，所以无论从研究者还是从研究论文、著作的数量来看，文化词汇的研究一直是汉代简帛词汇研究的重心。汉代简帛文化词汇的研究呈现如下特点：1．重视文化词汇与历史文化的联系汉简研究者中历史学者众多，往往注重联系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地理区划等分析文化词语。他们或以一个或一组文化词语为中心探讨汉代历史，进一步对词语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外延进行阐释，如罗振玉[1]解释“伏”，不仅对伏日何以称“伏”进行了探讨，还讨论了“三伏”及其在汉代的特殊民俗文化意义，解释“有秩候长”时不仅要揭示其为一种官职名称，还要对其秩禄等级进行解释；或以某种制度或历史事物为中心兼及一些文化词语的考证，如张德芳[66]在探索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十二时制及十六时制时，集中讨论了几十个汉简中的时称词语。2．对词语的考证往往与传世文献互为阐发王国维先生开创了“二重证据法”，而他也是《流沙坠简》的作者之一，所以简帛文献的研究一直有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的传统，词汇研究也不例外。汉简研究者对部分名物的考证注重联系出土实物，尤其是文书类词语，由于有汉简实物可以印证，采用这种方法的更多。如罗振玉[1]在解释“觚”这个词语时，结合书有“觚”字的简牍都为三棱，论证了“觚”这一词语得名的缘由及形制演进历程，并据以解释了“觚”何以称为“方”，“符”、“传”等词学者立论也多依简牍形制为之。（二）词语的考释成果散见于各种论著中，缺乏系统的整理由于文化词汇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联系紧密，使得大量的文化词语的考释往往掺杂在文献学、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等著作中，需要加以剥离才能成为独立的词语训释成果。虽然张显成等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对药名词汇等做了集中训释，但显然，这种研究还是较少的。普通词语的考释以个别疑难词语的考释为主，间或有一组性质类似的词语的考释，但同样缺乏系统的整理。目前还没有一本较全面的汉简词典的出现，郝慧芳、范董平、葛红丽、沈刚等虽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考察仅仅限于某一种简牍，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