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刘显忠[内容提要]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

腐败随着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的增多,市场因素的渗透而日渐严重。

造成苏联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对腐败认识的局限、在处理腐败案件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市场因素的渗透以及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苏联腐败原因[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144-05苏联时期腐败概况腐败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

腐败现象在俄罗斯自古就有。

在13世纪俄罗斯的编年史中就曾提到过受贿行为。

伊凡三世对腐败行为第一次作出了法律上的限制。

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腐败始终是地位不高的国家职员和官员不小的收入款项的来源。

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现象。

1918年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侦讯委员会四名被指控犯有贿赂和恫吓罪的工作人员的案件,并判处他们六个月的监禁。

列宁得知这一判决后坚决要求对案件进行重审。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判处其中三人监禁十年并剥夺自由。

1918年5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受贿》的法令,这是苏维埃俄国第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法律文件。

它规定,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或社会机关中任职的人,如被指控受贿,要受到剥夺自由不少于五年的处罚。

在这个法令中把蓄意受贿或行贿等同于完全的犯罪。

而且还规定了阶级的原则:如果行贿者属于有产阶级,力图要维护自己的特权,那么他要被判处“最重的、令人厌烦的强制劳动”,而所有的财产都要充公。

这些都说明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有腐败现象存在。

而且,在转向新经济政策后,腐败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1]在新经济政策中止后,腐败现象并没有消除。

随着斯大林在党内及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党政要员的特权。

这首先表现为取消了党员的最高工资限额。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1920年曾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该决议为所有的共产党人,包括党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规定了统一的固定的工资等级。

最高工资不应超过业务熟练的工人的工资。

通过某种最高限度限制共产党人的收入在新经济政策初年还保留着。

比如,1924年,共产党员工厂厂长的月工资是187·9卢布,而同样是工厂厂长——非党员厂长的工资是309·5卢布。

报酬很高的共产党员应当按一定比例扣除一部分工资作为互助基金。

1928年5月7日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规定,党员的最高工资一年为2700卢布。

但这不是说党员不能挣多于这个总数的钱,比如拿到了稿费。

但他应当把超过第一个27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20%作为党费上缴,从2700到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30%作为党费上缴,超过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40%作为党费上缴。

从1932年起正式取消了党员工资最高限额,而开始实行时还要早一些。

[2]其次就是二战后斯大林建议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发“党内津贴袋”。

“党内津贴袋”是一个封口的信封袋,里面装着钱,按月发出。

这种津贴相当于受益者正常工资的50%—100%。

[3]另外就是贪污贿赂现象蔓延。

这主要发生在二战爆发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在1945—1953年间,因渎职罪、贪污受贿、侵吞财物、“精神生活堕落”、酗酒和流氓行为而失去党票的党员数量非常多。

1945年7月1日到1947年7月1日,因上述原因被开除出党者占这一时期被开除党籍者总数的37·8%。

而且,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要比其他地区领导人更经常地因“违犯苏联法律和歪曲党和政府的指示”而受到处罚。

他们占因此而受罚的总数的31·1%和29·8%。

因中饱私囊和在集体农庄中进行非法勒索而被追究责任的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占因此而受处罚者总数的35·4%。

[4]以劳改营为例,当时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是劳动改造营中最为普遍的职务犯罪形式。

比如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第12号劳改营管理局,犯罪分子编制虚拟的职务支付报表,甚至制造了虚拟的劳动队,其工资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获得了9万卢布的收入。

这种行为在对劳动改造营进行检查时才被揭穿。

再如,20世纪40年代末,内务部远东各区建设供应总局伊尔库茨克分局的主任会计把账目拿给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签字,在记入账目的总数前面留了不大的空地。

这样,他随便在数字7000前面加了个4字,签了字的7000卢布的账目轻易地就变成了47000卢布的。

会计通过这种手段成功地把340000卢布据为己有。

1951年他被判处25年的监禁。

据一份报告估算,1947年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第四局各个分队因盗窃、盗用公款和克扣发给囚犯的物品等造成的损失大约为15400000卢布,如果这个数字加上所谓的“糟蹋”(克扣发给囚犯的衣物),那么造成的损失与官方的资料一致,为20800000卢布。

[5]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2750名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影子经济”(“第二经济”)萌生并发展。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执政阶层不用再提心吊胆地生活,用不着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有了安全感,这一时期的执政精英与老一代执政精英在价值观、消费观等方面都不同。

他们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信仰,迷恋消费主义、物质世界。

所有这些都为腐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腐败,就数量来看,1957年被定罪者为1800人,1970年为3000人,1980年为6000人。

[6]就搞腐败者的地位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来看,如果说在苏共二十大前,搞贪污贿赂的主要是中下层干部的话,那么二十大后,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很多贪污受贿都涉及到了国家高层人士,牵涉到了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等,而且涉案金额巨大。

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检察院调查的将红鱼子和珍稀鱼类偷运出境的走私案,给国家带来几千万卢布的损失。

犯罪网络的线索一直延伸到部级领导本人。

[7]1982年破获的商业领域的最大舞弊案,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局长Н.П.特列古博夫被逮捕,受到审判,最后被枪毙了。

之后又拘押了莫斯科商业总局25名重要工作人员和一些最大商店与食品店的经理,包括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所属食品店经理Б.С.特韦里季诺夫、“叶利谢耶夫斯基”食品店经理、卫国战争参加者索科洛夫,还有“海洋”公司、“南方港”汽车商店和其他一些公司与商店的经理们。

苏联商业部长А.И.斯特鲁耶夫被安排退休。

据说该案的主要责任人特列古博夫与政治局委员维·瓦·格里申关系密切。

[8]内务部领导层腐败案与领导内务部17年的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及其副手勃列日涅夫的女婿Ю.М.丘尔巴诺夫直接相关。

仅丘尔巴诺夫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

[9]1983年10月31日,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夏·拉·拉希多夫因侵吞数十亿国家资金的乌兹别克棉花案件而自杀。

接替他的伊·布·乌斯曼霍贾耶夫也被指控有受贿和舞弊行为。

勃列日涅夫的好友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被指控“粗暴地违反党的纪律”,并亲自出面保护高级领导中的受贿者。

[10]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波及的范围很广,仅在调查晓洛科夫案件的过程中,内务部各机关被开除者就达10万人。

[11]苏联的腐败在1980年代末和苏联解体时期随着全面控制的松动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开始达到了最大规模。

苏联时期腐败产生和盛行的原因第一,对腐败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带有意识形态特点。

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不使用“腐败”这个词,自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应存在腐败。

按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腐败”一词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使用。

以前使用的是“受贿”、“滥用职权”、“姑息”等术语。

[12]在1962年3月29日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同受贿和偷窃人民财产行为作斗争》的密信中明确指出:受贿——这是“剥削社会的环境所孕育的社会现象”,十月革命消除了受贿的根本原因,而苏联的行政管理机关——党的、工会的以及国家机关的工作中的不足,首先是对劳动人民教育方面的不足成了腐败的原因。

[13]1981年5月2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机关《关于1975—1980年加强同受贿行为斗争》的报告指出,1980年查出了6000多起受贿行为,比1975年多出了50%。

讲到有组织的集团出现(比如,苏联渔业部以副部长为首的100多人);说到了各个共和国部长和副部长被判刑的事实、受贿及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与犯罪分子的勾结、检察院和法院中的受贿;通报了对处于领导岗位的党的工作人员(市委一级和区委一级)姑息受贿的处罚;认为短缺产品的划拨、设备和材料的分配、计划任务的更正和降低、重要职务的任命、暗中搞诡计等是主要犯罪要素;认为受贿的原因是在干部工作中存在严重疏漏,在审理公民的合法要求时的官僚主义和拖拉,没有很好地对待公民的控告和信件,粗暴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的和财政纪律,对受贿者的自由放任(其中包括法院的判决),没有很好地对待社会舆论。

[14]以上这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腐败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反腐败的方式和力度。

第二,对腐败案件的处理存在双重标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由于很多腐败分子都有高层人物做后台,因此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处理受到了上层人物的干涉和庇护,而小腐败分子则成为替罪羊。

比如,在商业领域最大的舞弊案件被破获后,当时的莫斯科民警机关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局局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间谍军官А.斯捷尔利戈夫回忆说:“无法无天的行为来源于党的机构……有的人因为40戈比的缺斤少两行为,就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一些大的投机者非法赚取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卢布,却依然逍遥法外。

”他证明说,调查商业部门中的舞弊行为的工作,引起了党的精英们的不满。

调查行动是“受到控制的”[15]。

1982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的舞弊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仍反对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将梅杜诺夫逮捕并交付审判的建议,而建议将其调到其他地方。

[16]外贸部副部长苏什科夫因贿赂和舞弊被定罪,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盟总检察院向中央汇报了侦查的额外结果:部长帕托利切夫经常收取外国公司代表的黄金及其他贵金属制品和稀有的金币作为礼物。

但事情却被压了下去。

再如,1964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报告说,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为首的吉尔吉斯的整个党政领导,多年来是受一个分布广泛的黑市商人和地下社会的诈骗犯网雇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