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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原因浅析

苏联解体原因浅析摘要:1991年12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

十几年来,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少见解,这些见解包括外因论、苏共中央罪责论、斯大林体制错误论、特色文化缺失论、民族政策是失误论、生产力发展滞后论、政治腐败决定论等。

这些见解从不同视角力图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我本人看来,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结果,因此,我将会从历史根源、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三个主要的方面来多角度综合分析苏联解体的起源。

关键词:苏联解体根本原因重要原因外部因素引言: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轰轰烈烈地登上历史舞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昂首挺胸地走了70 多年。

可是在不到10 年就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之即,这个与美利坚相提并论的超级大国倾刻间就散了架子,不仅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迅速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并且这个国家本身也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另立门户而成往日黄花。

1991年12月25日19点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那为苏联几代人所熟悉的印有镰刀锤头图案的红色苏联国旗,在暮色中悄然降下,这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已经终结,从此不复存在。

为什么苏联这个强盛多年的红色帝国会如此下场?苏联解体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一、苏共在思想意识和政策方面的失败是根本原因。

导致苏联解体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失败,而失败的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

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从而导致了经济的下降、社会矛盾的尖锐、民族的分裂,也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

首先,苏在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失去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开始,苏共就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苏共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

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苏共领导人却视而不见,党的理论没有新的发展,理论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马克思主义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难应对。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不符合苏联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的现实;讲“三无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完全是一厢情愿,反而麻痹了党和人民。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

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没有搞清楚,一度认为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提出“15年建成共产主义”。

到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是以野蛮的、强盗的方式破坏社会主义。

虽然公开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制定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实行错误的对外政策,加上党的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搞特殊、搞腐败,人民群众从不满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对党不信任,而这种情绪又总是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

其次,苏共放弃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出让了文化舆论阵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因特网、CNN和好莱坞等思想宣传工具不断的向苏联选出自由、民主的观念,最终导致苏联民众观念的变化,为后来苏联的解体而转向资本主义打好了思想的基础。

同时,在对内宣传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失误。

苏共向人民简单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但人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跟宣传的不一样,反而对苏共的宣传产生了怀疑,为人们接受西方的思想买下了祸根。

更为重要的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前一段时期里,雅科夫列夫控制新闻机构和传媒,公开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大肆散布各种诽谤苏共和苏联的舆论,宣扬西方的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造谣诬蔑、丑化领导人的言论随处可见,却不允许正面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加剧了群众的思想混乱,毁掉了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二、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僵化、不健全的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因素,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主要表现在: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苏共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客观上削弱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总的政治领导。

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级地方苏维埃实际上处于党的直接干预下,有名无实,这样,所谓苏维埃民主或苏联社会主义民主,自然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也就谈不上人民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2、苏共党内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为个人专断、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了可能。

苏联官僚主义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集权,一切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的机关,党的机关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手中,层层集中,逐渐变成个人领导,从而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党的机关和组织变为个人的工具成为可能。

由于高度集权,苏联社会主义号称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对统治者而言,实际成了“你当家,我做主”。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权力有三种特性:权力高度集中;权力不受监督;权力不可转移。

没有一个党员是不高举批评和自我批评这面旗帜的,然而,事实上极少有党员是可以被批评的。

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离权力越来越远。

人民群众逐渐与苏维埃、与国家政权相疏远,而脱离人民群众的国家政权无法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支持和拥护,一旦遭遇风浪便难免发生震荡,其履行国家权力的职能必然大受影响,也就失去了这个政权的合法依据,使国家失去了稳定的根基。

(二)国家在经济体制运行的失效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后。

经济衰退,成为苏联解体的又一加速器。

而苏联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结构和战略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首先,从经济体制上看,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经济。

其基本特点是:(1)企业与国家关系行政化。

企业是国家行政隶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经济上没有任何独立性,经营成果最终由国家包干负责;(2)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

计划是管理国民经济的唯一手段,而指令又是推行计划的唯一手段;(3)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的实物性。

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不能不加以利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

这在战争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是相当有效的,但是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驱动机制的作用不断衰退,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体制运转失灵。

其次,从经济结构上看,苏联的经济结构是超重型和消耗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在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上以工业为主导;在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上以重工业优先;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速度第一: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生产第一,消费服从生产。

重工轻农,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最后,从经济战略上看,苏联的经济战略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经济,“速度第一”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方针,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来取得和维持的。

粗放经济增长的后果,一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本过高,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这种战略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成本增加,停滞不前。

在这种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下,苏联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货币发行失去控制;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

总之,僵化的苏联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三)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是苏联解体的又一重要原因。

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总是抱有不切国情的超前认识,不是盲目地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或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是同步的,因而民族问题必然随着社会进入高级阶段而不复存在,过早地宣布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导致民族关系中的消极现象日益增多。

这是苏联领导人都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的集中表现。

另一方面,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

从斯大林时代开始,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则就遭到了践踏,大俄罗斯主义盛行, 强力推行一体化,强迫少数民族迁徙,不关心和尊重各个民族的价值,而注重怎样消灭差异。

俄罗斯民族处于联盟中央领导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权,而其他少数民族则处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

错误的民族政策结果伤害了一些民族的感情,种下了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祸根。

而苏共领导又长期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致使民族矛盾愈积愈多。

最终民族问题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推动下,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致使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走向崩溃。

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阴谋是苏联解体不可忽视的外部原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起初企图利用武力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扼杀在摇篮里,后来又企图以经济封锁的办法来搞垮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这些办法均告失败后,从年代中期起,西方国家转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即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促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变化”。

艾森毫威尔提出要“和平取胜”;肯尼迪提出了“一手抓橄榄枝,一手抓箭”的“和平战略”;尼克松主张“不战而胜”;布什则提出所谓“超越遏制战略”,一改过去军事硬对抗为重视意识形态软进攻,抓住苏联进行改革之机,运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等手段,促使苏联内部自身发生蜕变,做到不战而胜。

其中最突出的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意识形态渗透为手段、支持和援助反对派等方式进行软进攻,把苏联逐步纳人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西方国家从戈氏的“新思想”、“公开性”、‘民主化’,看到了苏联发生变化的“希望”,并断言其改革的发展必将改革列宁主义原则,于是对戈氏的“改革”公开表示欢迎与支持,并采取了诱压政策以促使苏联发生符合西方利益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为乞求西方的经援,也日益迎合西方,改变政策,如实行私有化、市场经济等。

这一切,都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结束语:概而言之,苏联的解体是国内、国外,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民族政策、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中的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

然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倒退与终结。

在世界进步人士看来,苏联解体只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和灭亡,并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的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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