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与民俗文化柳成栋地方志是记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是地方志记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民俗入志由来已久，而且日趋系统完整。

民俗文化的记述在地方志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续修地方志更应加强民俗文化的记述。

一、民俗文化记入地方志由来已久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

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

是在普通人民群众（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

地方志中记载民间风俗由来已久，在地方志中记载民俗文化，更是我国编修地方志工作的优良传统。

（一）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地方志对民俗的记载地方志记载民俗始于《山海经》。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同样也是我国最早的地方志之一。

该书以山为纲，以方向道里为纬，除对有关河流、民族、植物、动物和矿产等地理知识进行了记述，还参考以古代神话，其中不乏民俗内容。

对我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神话研究极为有用，同时对民俗文化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嗣后，晋朝的地理志《畿服经》，在记载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旧好靡不具悉的同时，也详细记述了民间风俗。

除此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记录风俗为主的地方志，如东汉时期的《南阳风俗传》、《地理风俗志》和专门记述风俗的《荆楚岁时记》等。

《荆楚岁时记》作为一部专记一地风俗的方志，其保存之完整，时代之早，对后世影响颇深。

（二）隋唐之际地方志中关于民俗的记载到了隋唐之际，因政治、经济和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的需要，方志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有《隋州郡图经》、《元和郡县图志》及《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等。

这类地志著作较为真实，系统地描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俗史的基本依据。

《隋州郡图经》，又名《隋诸州图经集》、《隋图经集记》，100卷,郎茂撰。

郎茂，字尉之，恒山新市人。

北周时为卫国令，入隋，官太常少卿、尚书左丞。

原书约亡于北宋末年。

清代王谟有辑本。

据所辑的百余条佚文来看，记及北海、博陵、永安、信都、上谷、灵武、新宁、玉林、江都、雁门、上党、常山、河东、太原、龙泉、绎、魏、涿等17郡属县的有关情况。

按其内容可归为10类，大都为风俗或与风俗有关。

如记水体者曰:“(太原郡)毕发水，今俗亦名妨女泉。

大车如轮，水色青碧，百姓祀之，妇人不得艳装衣新彩，临这必雨雹，故云妨女，介子推妹也。

”又如记物产者曰:“高邑县房子城出白土，细滑膏润，可以涂饰，兼用灌锦，呆致鲜洁。

”记民情风俗者如:“并州，其气勇、亢诚、信，韩魏赵谓之三晋，骠悍盗贼，常为他邦惧。

”记祭祀者如:“(武安郡)今赵氏数百家每有祭祀，别设位以祭公孙杵臼及程婴二氏。

历代相传，号曰祀客。

”《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758～814年)撰。

李吉甫字弘宪，唐赵州赞皇县(今河北赞皇县)人，曾任忠州、郴州和饶州刺史等官。

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地理著作，对唐代各地的一些风俗人情和社会民俗亦多记载。

如书中载唐宪宗时使人治瓠子金堤，“值王尊为东郡太守，河水盛涨，泛滥瓠子金堤，以为神之所致。

王尊率民众，沉白马祀水神，并亲执玉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

后水涨决堤，吏民皆奔走，独尊屹立不动。

如是，水不久自行消退。

”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抗灾过程中的巫术活动。

（三）五代宋元时期地方志关于民俗的记载到了五代宋元期间，特别是宋朝以后，随着方志体例的日臻完善，方志记载的内容也日益扩大。

唐以前，方志大多以记载自然地理内容为主，而从宋代开始，方志中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日益丰富，特别是有关风俗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宋元方志里，一般都包括各州县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方物、人物仙释等方面的内容，不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例，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风俗方面的史料。

这些史料成了研究当时社会民俗文化的珍贵史料。

我国的地方志，发展到五代宋元时期，出现了日趋繁荣的局面。

特别是至赵宋体例始备之后，随着方志体例的基本定型，记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从宋代开始，方志由以往偏重自然地理的记述，开始越来越重视对于人文地理方面内容的记述，尤其是风俗文化即民俗文化日趋受到重视。

在宋元方志里，一般都包含各州县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方物、人物仙释等方面的内容，保存了大量的民俗史料。

宋元时期全国性的区域志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地方性的方志保存至今的有30余种。

其中周淙的乾道《临安志》15卷（残存3卷），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100卷，范成大的绍定《吴郡志》50卷，均有民俗内容的记述。

元代所修方志保留至今的除《元一统志》残本以外，还有11种。

如于饮的《齐乘》6卷，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3卷，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15卷，以及熊梦祥的《析津志》也都有关于民俗的记述。

《析津志》，元熊梦祥著。

熊梦祥，字自得，号松云道人。

江西富州(今江西丰城市)横冈里人，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生卒年不详。

《析津志》是最早记述北京地方风俗历史的专门志书，北京图书馆所辑之残本分为18类，其中包括“祠庙”、“祭礼”、“风俗”、“岁纪”等条，记述元代北京地区民俗事项极为详尽。

其中“岁记”包括元宵、端午、浴佛、腊八节、春节、龙抬头节、踏青节等节俗活动。

书中在记述“龙抬头节”时写到：“ 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

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的眼睛。

自此后，世人以竹拴琉璃小泡养数小鱼在内，沿街擎卖。

”又如记二月北京市民踏青之俗曰：“是月也，城北官员，士庶妇人女子，多游南城，爱其风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斗草。

”这些内容对研究元代北京地方的社会风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明代地方志中关于民俗的记载到了明代开始，中国方志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对于民俗的记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

明代的方志，非常重视社会风俗的采录和撰述，在现存的900多种明代方志中，大都辟有专门的“风俗”内容，与此同时，在“土产”、“寺观”、“祠庙”、“仙释”、“镇市”、“杂志”等门类下，也杂有大量有关风俗的记述。

在明代的方志中，较为著名的志书有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下诏纂修的《天下郡县志书》，“遣使遍采天下郡邑图籍”，志书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廊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

代宗景泰七年( 1456年) 由陈循等主修撰成的《寰宇通志》，凡38目，119卷.;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 由李贤等主修撰成的《大明一统志》，凡19目，90卷。

《寰宇通志》与《大明一统志》皆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编次，分记各目有关内容，是流传至今的两部明代全国总志。

此外，还有各布政使司的“通志”，《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了《山西通志》、《山东通志》、《河南通志》等10余种，而现存明代各种通志的数目则大于此，再加上各地府州、县的志书，以及各种镇志、卫志等，构成了”郡县莫不有志”的方志系统，其中的“风俗”专目，极大地丰富了当时对汉民族社会风俗的记录和评述。

明代方志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崇尚奢靡、炫耀攀比之风记述颇详。

如隆庆《仪真县志》卷十一《风俗考》载:“婚丧宴会，竞以华缛相高，歌舞燕游，每与岁时相逐。

”正德《姑苏志》卷十三《风俗》载：“由今观之，吴下号为繁盛，四郊无旷土，其俗多奢少俭，有海陆之饶，商贾并凑，精饮馔，鲜衣服，丽栋宇，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

”（五）清代地方志中关于民俗的记载清代，各地的地方志修纂工作重视胜似以往历朝，官修者在体例规格上也多有限定，并统一体例，供纂修人员参照执行，虽然各地的编写体例有所不同，但大多载有风俗的内容，亦有将风俗单独立卷者。

县志如《陇西分县武阳志》将风俗列为卷三，置之八目之首;顺治《崇信县志》分上、下两卷将风俗列为上卷。

但更多的是将风俗列为目，与星野、疆域、山川、城池、河防、田赋、物产、祠祀、古迹、人物等并置。

《巩昌县志》则将风俗上升为门，与山川、古迹、物产、建置并列。

此外，还有以纪传体记述风俗的，如《畿辅通志》。

但不论何种体例，对风俗记述之分量则日益增多。

广东省现存广东方志600余种，几乎每一种都有风俗、寺观、学校、艺文等专志。

例如《高要县志》、《兴宁县志》、《东莞县志》、《增城县志》都记载有关蜒户、客民习俗情况，而《潮州县志》、《潮州府志》更多有畲民习俗记载。

河南《嵩县志》则辟有“乡土志”，风俗则是其主要内容。

康熙《碾伯所志》，虽不分卷。

平行列目，其中除“习俗”一项外，尚有“崇祀”、“民祀”等，也是专记风俗的。

清代方志对丧礼中的尚巫之风、堂祭之举、卜葬之俗的记载和评述，以及对诞礼、冠礼、寿礼、祭礼的记载等，亦比前代志书更为详尽。

如同治《万安县志》载祭祖曰:“祭祖以清明、冬至节为期，每祭必先本醮坟。

而后行礼。

其族大财盛，能备祭仪者，先日设牌位，日午省牲，夜间习仪，质明行祭，皆整衣肃冠。

主祭者，族长。

分献者，房长。

引礼者，绅士。

执事者，儒童。

总理其事者，头人。

祭用三献，门外设燎火，其胙有生有熟，或发胙钱。

主祭、分祭、引礼、执事、头人，另有生胙。

秋祭，唯中元节，焚钱不醮坟，鲜有行祭备礼者，有之亦在中元节内。

”清代方志对风俗之记述，一般重岁时节日、尚婚丧礼仪，不但记述详备，同时地区分明、城乡分开，良陋评析。

录旧志写新志，亦多有评述与专论等等。

生产习俗在过去传统志书中多重物产、赋税、贸易，很少记述农家个体耕织活动。

清代方志中在这方面有很大进展，如乾隆间《武宁县志》即如此载述:“农民种禾，联里为伍，最相狎。

日午饮田间，或品其工拙疾徐而戏，笞次以为欢笑。

每击鼓发歌，迎相唱和，声彻田野，悠然可听。

至若御桔槔，口歌足踏，音韵与辘轳相应，低昂宛转，尤足动人。

然往往多男女相感之辞，以解其忧勤辛苦。

”又曰:“山田水出石罅中，性冷而善凝，得石灰沃之，则泥融草腐。

禾苗倍常。

人于麦收前后，以答易灰。

老少负荷。

数十为群，择能呕者一人为长，高声朗唱，众人和之，昼夜络绎，笑语相随，殆劳而不怨焉。

”《东乡县志》则分别记有田者、樵者、渔者的劳作特点及换卖之方式。

《彭泽县志》多记网置湖鱼、工习技艺、商贾贩务的具体活动，且对棉花、夏布、织染、缝纫等亦均有论列。

乾隆《武宁县志》还详记有饮茶之俗:“江南之人皆嗜茶，而武宁独甚。

至于僻村深谷，往住专蓄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