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合同诈骗犯罪的四个正确认定
合同诈骗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欺诈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笔者认为目前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般存在下面几点疑难点：
一、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含义
由于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尤其是普通诈骗罪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了“合同”这一形式，所以“合同”的判定会影响到某些诈骗罪的定性，故对“合同”的内涵外延的界定，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本罪的“合同”似应指“经济合同”，因为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办理诈骗罪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而《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其中使用了“经济合同”一语。那么修改后的刑法仅用了“合同”一词，是否有意扩大其范围，使之更具有包容性呢？答案应是肯定的。理论上一般认为正确界定“合同”一词，应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
1．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经济关系的。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如婚姻，收养，抚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该“合同”之列；
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基于控制犯罪而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该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具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3．从合同的形式方面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应把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界定为书面合同，不包括口头形式与其他形式。这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1）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的合同的存在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在总体上，合同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要求来看，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2）避免出现法条竞合，出现“特殊法条”架空“普通法条”的现象。《合同法》的相关立法解释已使有关财产流转的协议（包括口头的）都归于“市场交易”中的合同。而在普通诈骗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大量存在这种关于财产流转的协议，并且多以口头形式出现，如果按《合同法》的精神，则这些协议都属于口头形式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若把口头合同也视为合同诈骗之合同的一种形式，则会导致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相互冲突，导致前者架空后者,出现法律适用的混乱。而这显然并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故应把口头合同排除出本罪之合同之列；（3）将口头合同诈骗排除出合同诈骗之外有利于对此行为的打击。如将口头合同定性为合同诈骗，意味着将其作为经济诈骗对待，而经济诈骗数额的起点一般高于普通诈骗。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普通诈骗的构罪数额起点为2000元，利用票据，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数额起点为5000元，贷款诈骗的数额起点则高达l万元。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问题，有学者认为“确定合同诈骗的数额起点时，应在参照普通诈骗犯罪起点的前提下，使合同诈骗数额起点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数额起点。”若如此，由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对应于各个数额档次的量刑幅度基本相同，将口头合同诈骗定性为合同诈骗反而有放纵这一行为之嫌。
二、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正确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一般来说应对行为人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以及违约后行为人的态度等一系列情况综合分析。例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考察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货款到手便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有无欺骗手段。犯罪的目的与手段是相互统一的，手段从属于目的，目的又依赖于手段，行为人通过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犯罪手段是行为人目的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本罪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整个过程就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人在该过程中有欺骗行为并不一定构成诈骗罪。但对那些伪造证件，编造谎言，骗取信任，掩盖其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例如，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行为人伪造、变造证件，伪造、变造营业执照、注册资金、支票、汇票等凭证，或者虚构事实上不存在的标的物，或者冒充“外商”、“高干子弟”等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由于这些货单、支票、标的物等本身就不存在，是虚假的，因而合同自然就无法履行，这种情况应视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考察行为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及其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根本不履行，也不为履行合同积极创造条件，货物或钱款到手后挪作他用或用于私人挥霍或抵偿个人债务或携款物潜逃，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显；
4、考察行为人在违约后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在违约后，一般都会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善意原则减少相对人的损失，相反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违约到之合同无法履行，采取潜逃方式进行逃避，使对方当事人无法找到自己，则可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考察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因客观方面原因导致合同未能履行的，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是主观方面的原因致合同未能履行，即合同签订后，行为人享受了合同的权利，却不主动、不愿意履行合同的相对义务，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当然，具备上述情形之一的，只能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主观目的的推定内含未知因素，如果行为人可以反证推翻对其“非法占有”之推定，应不予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如何认定刑法第224条第（5）项规定的“其他方法”
由于在现实中用以诈骗的方法多种多样，故刑法第224条在第（1）至第(4)项明确列举了四种合同诈骗方法后，第（5）项以“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性语句做出了弹性规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也许是为了适应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保持法律的稳定，但这在另一个方面也给该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不便。对这些方法该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足以扰乱市场秩序，骗取公私财物”这一客观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实践中常见的其他方法大致有下面几种：
1．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
2．虚构货源或其他合同标的签订空头合同的。如行为人将暂时借来充数、并不属于自己的货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签订合同后骗取货款；
3．骗使，蒙蔽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图签订合同，亦即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诱使对方签订合同；
4．利用虚假广告和信息，诱人签订合同，骗取中介费、立项费、培训费等费用的；
5．假冒联合经商、投资、合作协作名义，签订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6．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如实践中有的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手段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7．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如实践中常见的，一些皮包公司以违法占有为目的，在与他人签订供货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货物、定金或部分货款后，采取欺诈方法将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待被害人发觉上当受骗时仍借故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返还收取的货物、定金或货款，等等。
在实践中还要注意一点，即这些诈骗方法、行为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的才成立合同诈骗罪，若在这之前或这之后则不成立本罪。成立普通诈骗罪的按普通诈骗罪论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按合同纠纷处理。本罪如与金融诈骗犯罪发生法条竞合，则按金融诈骗的有关犯罪论处。
四．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相近行为的界限
（一）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的认定
首先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间接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然后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其次是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
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
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
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
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的认定
一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进行区分：
1.主观方面。判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明知自己
无履行能力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用夸
大履行能力的方法，使对方产生错觉，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谋取一定利益的目的；
2.履约能力。行为人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还是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担保；
3.欺骗手段的程度。行为人是隐瞒真相、虚构履约能力，还是只在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4.履行合同的行为。订立合同后，行为人是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行为，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坐等对方履约上当，在获得非法利益后，推托、搪塞甚至逃跑，还是对履行合同有较积极的态度，既取得一定利益，同时又承担了一定的义务。
上述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对该目的的认定则可以参照上述二的内容进行判断。
作者单位: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试论犯罪着手认定标准 [论文摘要]犯罪着手是颇具争议的刑法理论问题，是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分界线。我国刑法典和刑法理论界对于着手的规范依据和理论解读有不同的见解，司法实践中对复杂案件的着手认定也问题重重。因此着手的认定在具体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结合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着手的认定是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此得出认定犯罪着手认定的标准。 [论文关键词]着手的认定；着手的司法认定；犯罪着手 一、着手概念的刑法解读 （一）着手的内涵 着手是指犯罪行为人在犯罪意图的支配下，开始实施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并同时具有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行为。“着手”这一概念起源于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将着手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相联系，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临界点。其中，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把着手实行犯罪明确界定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特征之一。我国刑法典中对着手概念的界定来源于对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区分。 1.“着手”在我国刑法典中的规范依据 在“着手”实行之前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是指为了实行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形态。“着手”之后是犯罪未遂阶段，犯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有三：（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着手的判断标准：行为对法益是否造成了现实、紧迫、直接的危险；（2）犯罪未得逞，是指犯罪没有既遂，即行为人希望或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实害结果没有发生，犯罪目的未能达到；（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2.我国刑法对“着手”的理论解读 我国刑法学者对着手做了深入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侵害法益的危险达到紧迫程度，就是实行行为的着手；（2）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3）从主观上看，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4）从客观上看，行为人实施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且该行为具有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 （二）着手的意义 1.“着手”是区别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临界点 着手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临界点，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着手对区分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认定犯罪的着手必须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一旦着手就表明法益已经受到侵害或者即将被侵害，所以犯罪未遂不能免除处罚，只能从轻或减轻处罚。 2.“着手”是决定行为实质可罚的起点 在实行行为中，只有犯罪进行着手才能有社会危害性，有社会危害性才能构成违法，只有违法了才能对犯罪人进行处罚。如果没有实行着手，就不会存在法益的侵害，惩罚犯罪也就是无稽之谈。因此，确定犯罪的着手是决定犯罪人受的刑法惩罚的起点。 二、犯罪着手认定的标准
常见合同诈骗方式和预防 根据国家工商局统计，合同欺诈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合同履约率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70％下降到目前的50％，在没有履行的合同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且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合同诈骗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由于此类案件增多，导致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合同信誉危机，污染了社会风气―――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勾当 行骗者为了便于实施诈骗的目的，专门持伪造的或他人的身份证件，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公司，然后，以公司名义招聘员工、培训员工，由员工进行诈骗，整个诈骗过程，真正的幕后策划人始终不露面。因此，合同诈骗案件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通常都是公司的业务员或一般员工，而隐藏在合法公司后面的策划人因为极少直接与受骗者接触，从而得以逃避法律制裁。以合法
公司名义行骗，可以减少行骗的风险，增加行骗手段的隐蔽性。更有甚者，公司连自己招聘的员工都骗，情节十分恶劣。如钟某某、梁某某合同诈骗一案，正是通过依法成立的某市某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行骗，而且为了“增加收入”，还在该市内成立多家分公司行骗，由于欺骗性大，连该公司的部分业务员甚至都上当受骗。 ◆重操旧业者多屡骗不爽 行骗者多数是具有多次行骗劣迹的行家 老手，通常一旦罪行被识破，便马上闻风而逃。当他们认为风声不紧的时候，就会重操旧业。因为他们对于行骗手段十分熟悉，所以在很短时间内他们便可以迅速成立诈骗 组织，实施诈骗行为，而且，为逃避法律惩罚，他们会吸取教训，得手后立即销声匿迹，给有关部门查办造成困难。例如郑某某合同诈骗一案，郑某某及同案人王某某等人案发前在某某生态农庄工作，该农庄被查处后，郑某某和王某某又到某市某贸易有限公司
职务犯罪案件三种情形的认定
职务犯罪案件三种情形的认定 一、对纪检部门审查期间交代犯罪事实的人能否认定自首的问题 【核心提示: 行为人在纪检审查期间的认罪态度成为对认定自首影响最大的因素。有的虽然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 但因为认罪态度不好, 交代问题是被动地”挤牙膏”式地”挤”出来的, 这种情形就难于认定其为自首。】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 纪检监察机关有权要求有违纪、违法问题的党员干部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在规定(或者指定)的地点、时间内向组织交代问题, 接受审查。这分别是一种党内执纪措施或者行政调查措施。对于经过纪检监察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 由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从而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过纪检监察机关(实践中多为纪检)审查后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中, 对于在纪检审查期间出于各种原因交代了犯罪问题的人, 能否认定为自首, 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做法。 被纪检审查的人一般都是在纪检监察机关掌握了其一定的违纪、违法甚至犯罪事实的情况下, 在特定的环境下交代问题的(对那些未经审查即自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题的人, 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检察机关受理这些案件后, 如果犯罪嫌疑人继续承认其在纪检审查期间所作的交代, 不作改变, 对以上情况能否认定为自首? 中国刑法规定的自首, 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
它罪行的情况。据此, 适用自首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是向司法机关”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 关于认定自首的第一个条件, 亦即”自动投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它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 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 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这种盘问、教育的情况显然应包含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方式。因此, 对于那些在纪检审查期间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人, 无论其交代的问题是组织上已经掌握还是尚未掌握的, 都应当视为符合成立自首的第一个条件。 关于认定自首的第二个条件, 亦即”如实供述”问题。根据上述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是指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 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 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 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 应当认定为自首。”这表明, 如实供述并不一定要求供述全部犯罪事实, 只要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即可;同时, 也不限定供述以后不得翻供, 只要在一审判决前能如实供述即可。这个条件是比较宽泛和具有灵活性的。据此, 对于那些在纪检审查期间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人, 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 只要能继续承认主要犯罪事实, 不翻供, 或者即使翻供, 在一审判决之前又能如实供述的, 一般应当依法认定为自首。 至于是否”自动投案”,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纪检审查期间的供述是否出于”主动”, 如果是被动地交代问题, 能不能视为自首?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biz.doczj.com/doc/98513126.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论合同诈骗罪(一)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合同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不可缺少的行为契约。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997年刑法根据诈骗行为侵犯的客体特征、犯罪对象特征、诈骗行为的手段特征，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立出一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具有诈骗特征的犯罪，并入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合同诈骗罪就是其中的一个。本文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入手，简要分析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及相关特征。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并非进行实实在在的经济行为，行为人利用各种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表现出了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合同诈骗，直接使他方当事人的财产减少，侵害了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只有正确划清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界限，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及时调整经济纠纷，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关健词：合同诈骗罪构成界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内的活动日益频繁，合同纠纷越来越多，一些不法之徒无视国家的法律，趁签合同之际进行合同诈骗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国家工商局披露的最新资料表明，我国合同签订的规范程度和履约率不容乐观，根据国家工商局统计，欺诈合同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合同履约率已由1990年的70%下降到目前的50%，在没有履行的合同中，相当一部分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由于此类案件增多，还导致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合同信誉危机，污染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也造成了极大的妨害。合同诈骗不但损害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还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法律无论从民事角度还是从刑事角度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及预防措施。笔者就从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角度来做以论述。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①。 合同诈骗犯罪中从合同的内容来看，有两种情形： (1)以假面目签订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假的，用假的面目进行经济活动，其欺诈故意明显，合同内容的虚假性也导致合同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履行。行为人向他人签订这种合同，只是骗人财物，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2)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所使用的姓名、身份证件、所签订的合同内容等都是真的，即实际上存在这一单位或个人。以真面目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有真有假，其合同欺诈性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笔者从以下三种情况分析:一是内容真实的合同，即行为人是在有实际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的签订，表明了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进行经济往来的真实意思，并非旨在诈骗他人钱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即使合同签订后没有得到完全的履行，也不属于诈骗犯罪。但是，有的行为人以有限的履约能力和他人签订大大超过履约能力的合同，就另当别论了。以超出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签订后，行为人积极落实货源，设法履行合同，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履约，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但若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并没有设法履行合同，就有故意诈骗他人财物的企图了，此时就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内容半真半假的合同。就是那种行为人只具有某种履行合同的意向，就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其内容带有半真半假的性质。这类合同客观上已经具备部分履约的可能性，但要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如果行为人有履约意图，客观上也为履行合同作积极努力，最后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认定为诈骗犯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借有部分
非法集资犯罪中“着手”的认定标准 作者：张印富律师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一般认为：着手实行犯罪，是指行为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在犯罪形态中，“着手”是区分犯罪形态的重要标志。实践中，在认定非法集资犯罪未遂时，有必要分析各罪“着手”的认定标准。张印富律师认为，由于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认定着手实行犯罪，应结合案件具体认定。 【案情介绍】 案例一： 村民郭某利用本村大队广播宣传的形式，以1分至2分3厘的利息向被害人陈某、余某、闫某等146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91余万元，其子郭小某协助郭某经办部分存款，并将所吸收款项交给郭某处理。郭某将非法吸收的存款以高利息的形式转借给他人后无法收回。后郭某、郭小某携全家逃至外地躲债。其间被害人取回本金5.5万元。郭某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案例二： 被告人江某伙同张某、汤某，为实施诈骗注册成立某有限公司分公司，江某负责公司的外部协调工作兼部门经理。期间，江某等人以合作经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陈某等70余人非法集资238万余元，赃款分获挥霍一空。某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江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期十五年。 【法律分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着手”标志是行为人开始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实施“吸收”存款的行为，具体是指行为人实施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宣传向其投资会给予高
额回报的行为。张印富律师认为，案例一中行为人郭某某在该村大队广播向村民宣传的行为即可视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着手”行为。 集资诈骗罪“着手”的标志是行为人开始实施能够促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交付集资款的“诈”的行为，通常是指行为人以投资或者经营的名义向投资者宣称给予高额利息或者开始利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进行集资的行为等。结合案例二，张印富了认为江某为了实施集资诈骗注册成立公司的行为不是集资诈骗犯罪的实行行为，而只能视为是为了实施集资诈骗犯罪而制造条件的行为，其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诈称合作经营将给予高额回报的行为，视为集资诈骗罪的“着手”。
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指引 为了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依法、公正、高效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确保监察调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证据标准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深圳市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一条【基本原则】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认定，必须遵循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全面性和及时性原则。 第二条【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监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应当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第三条【庭审中心原则】监察机关应当依法按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对职务犯罪证据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证据；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按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的要求和标准审查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认定、运用证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四条【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采用刑讯逼供或冻、饿、晒、烤等变相肉刑，以及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等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五条【职务犯罪案件事实】职务犯罪案件的事实一般分为案件来源、犯罪事实、案件量刑情节以及其他需要查证的事实等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事实均需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第六条【不能认定犯罪事实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认定案件犯罪事实：（一）认定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职务犯罪行为的关键证据缺失或者主要证据之间有重大矛盾无法排除；（二）认定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职务犯罪的证据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而间接证据又不能相互吻合印证或者存在矛盾、疑点；（三）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要事实缺乏相关证据证明；（四）非法证据排除后，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第二章证据收集基本要求 第七条【证据种类】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调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八条【物证收集、固定的范围】监察机关应当及时、全面收集与职务犯罪有关的物证，包括但不限于被调查人的电脑、通讯工具、银行卡、钱款、黄金、文物字画、车辆、房产等相关财物。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依法应当由专门部门保管、处理。依法应当返还的，可以拍摄、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和特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物证的照片、录像、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对无误、经鉴定为真实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为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九条【物证的收集程序】监察机关执行调取、冻结、搜查、查封、扣押的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在取证时应表明身份、出示证件及相关文书。调取、查封、扣押物品的，相关笔录及清单应当注明时间、地点及其名称、特征、形状、颜色、数量、质量等，调查人员、见证人、物品持有人或者保管人签名或盖章，没有物品见证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签名或盖章的，须在笔录上注明原因。搜查、查封、扣押物证的，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因情况紧急无法同步录音录像，应当在相关笔录中及时注明原因。 第十条【书证范围】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书证，应当及时、全面收集。包括但不限于文件、资料、票据、条据、信函、笔记、记录、账册、交易明细等。 第十一条【收集书证原件】收集书证应当是原件，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经核对无误可以使用副本、复印件，应当由调查人员作出说明并加盖公章。具备辨认条件的书证，应当由被调查人、相关证人进行辨认。需要对相关书证进行鉴定的，应予鉴定。 第十二条【证人证言】收集证人证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证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二）询问证人应当选取合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询问人员和询问程序应当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三）询问证人前，应当出示询问人身份的证明文
合同诈骗的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单位亦能成为本罪主体，合同诈骗罪是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本罪主体应是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从该角度讲，我们认为本罪的主体属于特殊主体一类。单位犯合同诈骗罪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基本归单位所有。只要符合这两条，就可以认定是单位诈骗。 据此，应分清以下三种情况：1、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其犯罪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即属单位诈骗；假冒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和单位不追认的，属个人诈骗；2、单位组织内的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且单位内自然人犯罪非法所得归单位的，属单位诈骗；以单位名义实施的非职务行为，非授权行为，单位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诈骗；3、自然人经单位授权在此范围单位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后经单位追认，且犯罪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属单位诈骗；盗用、冒用、伪造单位公文、证件、印章或以终止后的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属个人诈骗。对于单位诈骗案件的处罚，在追究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同时，对单位判处罚金。对于个人承包中以单位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要依承包方式，承包性质以及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具体讲，对于定额上缴承包费，除了上缴一定基数外，其余收益都归承包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个人诈骗处理；对于责任制承包，资产、场地、流动资金等都属于单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据企业效益提成，按比例拿奖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单位诈骗处理，但如果发包方只派人挂承包单位的名，并不直接参与管理、经营的，或者赃款全部或大部分归承包经营者个人的, 则应定个人诈骗。 合同诈骗罪的客体要件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合同，亦称契约，指当事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合同是商品交换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合同法律制度集中体现和反映了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基本行为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利用合同进行诈骗活动，主要表现在：无合法经营资格的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购销或加工承揽合同，骗取定金，预付款或材料费；利用中介机构签订转包合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虚构工程合同，骗取工程预付款；合同双方恶意串通，利用合同将国有或集体财产转移或据为己有；本无履行能力，弄虚
收稿日期:2008-05-08 作者简介:冯殿美(1948-),男,山东枣庄市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国际刑法学。 实行行为的着手及其认定 ———兼论西原春夫的犯罪着手学说 冯殿美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颇具争议的刑法理论问题,司法实践中对复杂案件的“着手”认定倍感棘手。实行行为的着手涉及到预备犯与未遂犯、预备阶段的中止与实行阶段的中止的界分问题,也是衡量正当防卫行为是否适时的判断依据。只有对现有观点系统地进行梳理,准确地界定实行行为着手的内涵、特征,科学地概括出一般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标准,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间接正犯、原因自由行为、不作为形式等特殊形式犯罪的着手。关键词:实行行为;着手;认定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08)04-0060-07 Subject :C ommencement and C ognizance of Crime En forcement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on the Theory of C ommencement of Crime En forcement of Japanese Scholar Author &unit :FE NG Dian -mei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China ) Abstract :C ommencement of crime en forcement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of theoretical criminal law ,while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even m ore difficult for cognizance in com plex cases.I t connects with division between prepared crime and attem pted guilty ,suspension in preparatory phase and suspension in the im plementation phase ,and it is als o the basis for judging whether self -defense is timely.Only after we review the present system of view points ,precisely define commencement of crime en forcemen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ppropriately summarize general standards of criminal en forcement commencement ,can we further explore en forcement of indirect principal offence ,reas ons for liberty ,non feasance and other special forms of crime commencement.K ey w ords :en formcement ;commencement ;cognizance 由于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已经着手犯罪,因意 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但对“着手”的含义没有作出界定,因而,导致在理论界众说纷纭。日本著名刑法学家西原春夫先生对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的着手以及特殊犯罪的着手认定均有着深刻的研究。对于我国学界进一步探讨该理论问题有着很高的启迪价值。本文系笔者学习西原春夫先生的《犯罪实行行为论》的点滴体会和肤浅见解,期待同仁们指正。 一、实行行为及其着手的理论争议 在研究实行行为着手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弄 清实行行为的含义及内容。我国学界比较公认的 观点是,“实行行为,即实施符合犯罪构成客观方 面要件的行为”[1]179 ;是“指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直接威胁或侵害某种具体社会关系而为完成某种 犯罪所必需的行为”。[2] 这些观点都只是界定了:“实行行为是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不同的犯罪其客观方面的行为内容不同,所以对该概念的界定不免有些模糊不清。西原春夫先生认为,“实行行为原本是作为构成要件之核心的行为,它必须具备每个构成要件中所描述的各构成要件要素。”“每个实行行为必须包含法益侵害之危险的内容。虽然杀人的实行行为并不包含人的死亡这一结果,但是,它必须包含足以引起这种结 6 2008年7月 第4期(第23卷,总第118期) 法学论坛LegalF orum Jul.,2008 N o.4(V ol.23,Ser.N o.118)
大学毕业论文题目论合同诈骗罪
目录 内容摘要..................................................................第１页关键词 (1)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1)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1)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1) 二、当前我国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 (4) （一）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4) （二）合同诈骗罪的形成原因 (4) 三、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及合同纠纷的区别 (6) （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6) （二）合同诈骗罪与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关系 (6)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6) 四、预防和控制合同诈骗的对策 (7) （一）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法律的监督和惩治作用 (7) （二）认真调查对方有无能力履行合同的能力 (8) （三）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防范意识 (8) （四）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市场秩序 (8) 结束语 (9) 注释 (9) 参考文献 (9)
论合同诈骗罪 [内容摘要]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事务的增多，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件在不断增加。针对这些新情况，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订，其中将合同诈骗罪单列出来，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表现，也是我国刑事立法健全的重要标志。认识和掌握合同诈骗罪，如何预防合同诈骗是当前应当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构成、合同纠纷、预防 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合同在经济领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而犯罪分子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利用合同诈骗的现象越来越多。为打击这类犯罪，弥补1979年刑法规定的不足，在1997年刑法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中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比较多见，目前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和预防已成为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1、客体特征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极为复杂，首先，合同诈骗罪的目的是通过合同的形式，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或财产所有权，利用欺骗的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合同对方当事人应当包括个人和公司企业法人，因此本罪侵犯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其次,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本罪是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实施欺诈手段，骗取财物，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
浅谈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 监察委成立以来，很多同仁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切实、有效地搞好“纪法衔接”。这个衔接，笔者觉得可以大致概括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监察委内部的衔接。原纪检委的同志们要学习刑法等相关法律知识，构建“实体正义、程序公正”的法治思维；转隶的检察院的同志们要钻研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纪检业务，树立“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执纪理念。 另一方面是我们监察委与外部的衔接，主要是同司法机关的衔接。根据目前发布的《监察法》二审稿第四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对被调查人涉嫌职务犯罪，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这就意味着我们调查工作的落脚点是建立在满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法定要求和标准之上的。 目前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以审判为中心”，而“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其实就是“以证据为中心”。由侦查阶段就完成案件的实质性调查改为审判阶段通过控、辩双方举、质证的激烈对抗，最大程度地还原案情的本身，法官据此作出最终的裁判。新刑诉法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表明我们监察委的工作并不是游离于审判之外的。证据的收集不仅是保证案件质量的“生命线”，更关乎我们监察委工作人员的执法权威，所以在证据问题上，容不得半点纰漏、抱不了丝毫侥幸。 基于上述所讲，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些个人观点和看法： 一、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的分类 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涵盖了除“被害人陈述”外的所有刑事证据，具体包含以下七类：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意见;6、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7、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二、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的收集标准和原则 1
合同诈骗单位犯罪 作为公民，我们在发现犯罪分子或犯罪事实的时候要积极的向公安等机关进行报案，这同时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那么，要是对合同诈骗罪进行报案的话，具体的报案材料该如何写呢？将在下文中为您做介绍。 关于HCL、HCH和HY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报案材料 报案人：LHY，男，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CH，男，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Y，女，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CL，女，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案由： 合同诈骗 一、主要涉案事实：
2010年11月下旬，犯罪嫌疑人HCH和HY找到我，以高额利息(月息6分)为诱饵，骗我借钱给××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 和HCL，帮助“周转”还贷(还贷后再续贷)。两人又编造种种理由说还贷时间比较紧，HCL是A公司法人，在外地，要我先打款到A公司账号，事后再由HCL在借据上补签字。我当时并未与HCL 直接认识，便有些犹豫。为了制作充分的假象，HY利用自己担任××信用社主任的身份当场拿出了一份所谓A公司贷款凭证的材料，又说借款时间只要一个月，H、H二人又分别以“经办借款人”和“担保见证人”名义向我出具两张“借据”(一张200万元，一张250万元)，约定了打款账号、利息、借款期限、还款人等内容。我当时信以为真，便按照“借据”的约定在2010年11月24日和26日分两次给A公司账户汇款合计450万元。事后，我多次催促H、H二人完善HCL的补签字手续，但二人总以各种理由推诿，2010年12月下旬借款期限届满时HCL也没签字更没还款。2011年1月23日晚HCL突然打电话约我在××大酒店405室见面，我以为是她要还钱。不料我到那里时HCL、HCH和HY三人已经摆起了“鸿门宴”，先是HCL否认曾指示H、H二人向我借钱，接着H、H二人支支吾吾不认账!我当时告诉他们考虑法律后果后愤然离席。 此后，我多次联系三人，但HCL和HY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要我找HCH。当我转而联系HCH时，虽然想尽各种办法，但始终找不到HCH踪影，事实上HCH已经逃匿!!另据了解，H、H二
论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 【摘要】在刑法学界对于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历来存在诸多争议，在大陆法系中形成了客观说、主观说和折中说三种学说。而在我国也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各种观点学说难以达成统一的标准，这就使得我们在判断实行行为着手的时候更件困难。 【关键词】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 一、引言 刑法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利亚于1764年在其专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阐述道，刑法的目的在于告诫规劝那些已犯罪和将要犯罪的人。①但是要真正实现刑罚的目的，就必须正确判断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对行为人做出正确的定罪量刑。要正确判断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就必须正确判断行为人实行行为的着手，因此对于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判断就显得至关重要。二、大陆法系对实行行为着手的理解 如果要正确判断犯罪的开始，就必须要正确判断实行行为的着手，在刑法发达的德日刑法理论界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一）客观说 客观说是形式古典学派的主张。客观说不同于主观说，客观说可以分为形式的客观说和实质的客观说。形式的客观说认为只要实施了构成要件的一部分就是着手。②而“实质的客观说将未遂犯的可罚性的实质性根据作为着手时间的判断基准。”③客观说的特征是仅以行为人的外部行为作为处罚的根据，并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实质上是行为无价值论。（二）主观说 主观说是新派的立场，新派认为行为人之所以实施犯罪行为是行为人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行为人的外部性行为本质上是行为人危险性格的表现形式，因此刑法应处罚的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即犯罪意思。主观说主张只有当犯罪的意思表现于外部的行为时即是实行行为的着手，就可以对其处罚。主观说的特征在于要正确判断实行行为的着手，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客观外部行为，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犯意，这与客观说是不同的。（三）折中说 虽然在德日刑法理论界存在着客观说与主观说，但是这两种学说皆存在种种弊端，并不能为我们正确判断实行行为的着手提供正确的标准，因此为了适应刑法发展的趋势以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有的学者主张吸收两种学说的可取之处，把两种学说混合或折中成一种折中说。 折中说主张“从行为人的整体计划来看，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是否已迫切。” ④这一标准来判断实行行为的着手。折中说它的特征在于判断行为的着手不再是主观或客观的标准，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在两者的基础上做出正确判断。
浅述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正确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是有效防范和惩治合同诈骗罪的前提。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刑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合同诈骗罪的概念有不同表述，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以刑法第224条的规定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 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2.以刑法经224耍规定和诈骗罪的传统定义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 3.以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特征为根据，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为公私财 物为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上述几种观点都揭示了合同诈骗罪骗取他人财物的本质属性，并指出了合同诈骗罪是利用合同手段进行的诈骗犯罪，但都没有指出合同诈骗罪的另一本质特征，即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笔者在结合上述概念的基础上将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定义为：“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犯罪构成理论在犯罪理论体系以及整个刑法理论体系中都占有核心地位。对于犯罪的成立与否，判断的惟一根据只能是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同样，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必须考察该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因此，对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探讨是有效预防和惩治合同诈骗罪的基础。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结合我国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方面： 1、犯罪客体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要求交易主体在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及商业交易习惯的基础上进行自愿、平等、公正、合理的交易活动和行为，而合同诈骗行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合同制度， 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履行合同，显然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的合同管理制度。同时，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也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2、犯罪客观方面 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学习xx县人民检察院 x勇 职务犯罪案件能否成功起诉和审判，取决于案件侦查收集固定的证据及证据的证明力。侦查人员如何围绕犯罪构成全面客观依法收集和固定证据，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努力提高证据的证明力，是摆在侦查人员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因为证据上的原因，导致一些案件在检察机关诉不出，在法院判不了，不得不作撤案或不诉处理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因为侦查人员在取证中出了问题。本人结合自身侦查实践及案件质量检查、公诉、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起来，侦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证据收集方面 （一）不按犯罪构成要件收集和固定证据 犯罪构成要件是侦查取证的指南。不同的案件，其犯罪构成要件虽有不同，但总体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犯罪的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四个方面。我们的侦查人员往往容易忽视的是对主体和主观方面证据的收集，而这恰恰是案件定性量刑最至关重要的东西。 主体身份不同，所涉嫌的罪名不一样。比如，同样是受贿，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一个是企业人员，由于主体身份的不同，其涉嫌犯罪的罪名也不一样，一个构成受贿
犯罪，一个则可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同样是企业人员受贿，一个是国有公司人员，一个是非国有公司人员，他们所涉嫌犯罪的罪名也不一样。再如破坏乡镇换届选举和破坏村（居）委选举，前者可能构成破坏选举罪，而后者则不构成犯罪。 主观故意不明，直接影响案件定性。在一些渎职失职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把自己的渎职失职行为说成是工作中的失误；在一些索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将自己向他人索贿说成是向对方借钱，如果我们的取证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罪与非罪的争议。 （二）不按证据的关联性收集和固定证据 一些侦查人员在取证中，不认真分析证据的关联性，不管与案件有关或无关，都一古脑儿取回来。结果案卷装了厚厚的几大册，有用的证据找不到几个。将办案中收集证据变成了码材料。 （三）证据收集不及时、不全面、不客观 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及时、客观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是决定案件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应对侦查的对抗性，就要求侦查人员在第一时间内收集固定好相关证据。这是因为：一是随着案件的侦查，一些证据可能会被转移、隐匿、毁灭或灭失；二是相关知情人员可能会串供订立攻守同盟；三是能及时掌握新线索，发现新情况，为案件深挖和扩大战果奠定基础。如在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时，侦查人
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和构成 一、本罪的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 本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 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本罪既可以由个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因此，只要单位或者个人进行合同诈骗，骗取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单位或者个人的刑事责任。 立案标准的第1种情形，“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以上”，应当立案追究。这主要是指个人实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的五种情形之一，诈骗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立案标准的第2种情形，“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二、本罪的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