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语》中光源氏与《红楼梦》中贾宝玉之比较《源氏物语》的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001~1008年之间，是十一世纪初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紫式部一生的巅峰之作，比中国清代世情小说《红楼梦》的成书时间早了约七百年，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写实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舞台上均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作品通过主人公光源氏的生活经历与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贵族社会腐败政治和淫逸生活，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与特征。
从这个意义角度上看，《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难怪有人称《源氏物语》为“日本的《红楼梦》”。
也正因如此，《源氏物语》中的男主人公光源氏与《红楼梦》中男主人公贾宝玉，在人物塑造的多个层面上，就具有了相当的可比性。
一、光源氏与贾宝玉形象的相似点。
1、人物形象的理想化；《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均带有作者的唯美主义创作倾向。
著名的画家齐白石曾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
”紫氏部与曹雪芹，无疑都是为文的个中高手。
前者直接将更多的政治、道德、人格理想赋予光源氏，以寄托自己对理想贵族社会的向往。
后者则采用了反语的形式，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事务”，“行为偏僻乖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家于国无望”。
这些诗句从相反的角度赋予了贾宝玉最富有反抗性的进步形象，使人物塑造趋于理想化。
光源氏的形象，从总体上来讲，几乎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形象。
他符合了作者紫氏部一切的审美观念与理想。
光源氏是桐壶帝天皇与一个地位低下的更衣所生的小皇子。
他从小就色艺双全，光彩照人。
书中写道，“这小皇子长得异常可爱，即使是赳赳武夫或仇人，一看见他的姿态，也不得不面露笑容。
”小皇子的容貌之秀美，于此可初见端倪。
接着，似乎作者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就赋予了他绝世的才华与生性浪漫的情愫。
“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清音响彻云霄”。
而且他的“风韵娴雅、妩媚含羞”的姿态，更是从小就令人惊叹不已。
在第七回《红叶贺》中，光源氏独舞《青海波》的那一段描写，更是将他的美艳发挥到了极致，使人在看完整部作品之后，还依然能回想起他在高高的红叶荫下翩翩起舞的身姿和风度。
作者写他辉煌的姿态“美丽之极，令人惊恐”，“插在源氏中将冠上的红叶，尽行散落，仿佛是比不过源氏中将的美貌而退避三舍似的”。
这些语言的描述，无疑是更加深刻地烘托出了光源氏的美丽。
在另一方面，虽然光源氏生性好色，放荡不羁，但却屡次被作者美化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妇女的庇护者，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很多的同情与肯定，这显然是与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和阶级性密不可分的。
整部书中并没有对光源氏荒诞无稽的行为给予直接的嘲讽批判，只是在描写空蝉、紫姬与玉曼等女性与光源氏交往的过程中，粗略地流露了一些她们的心理活动，稍有厌恶与责备之意。
然而，这些小小的细节显然未能影响到光源氏整体形象的完美。
在第四十回《魔法使》中，光源氏出家之前，仍是“容貌比昔年更添光彩，昳丽无比。
”让年老的僧人看了，都不觉得“感动得流下泪来。
”由此可见，光源氏身上的人性污点被作者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刻意的修饰与美化，使这些污点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即使是有些痕迹，也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主人翁、贾府核心人物的贾宝玉，其人物塑造的理想化倾向更是在整部作品中无所不在。
首先，贾宝玉一出场，就显得与众不同。
在对宝玉的外貌进行描写的过程中，作者极尽美化之能事，将其写得天下少有、盖世无双。
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
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又写他“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
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接着，在对待仕途的问题上，贾宝玉又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了鲜明的人物个性与历史时代感。
他坚决地拒绝走仕途经济、求取功名利禄的戕害人性的市侩之路，把那些热衷时文八股、求取功名利禄之人一概斥之为国贼禄鬼。
在对黑暗的现实进行激烈的批判与抨击的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做着一些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所谓离经叛道之事。
在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联，贾宝玉机敏动诸宾》中，贾宝玉极尽讥讽之能事，与那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迂腐的所谓饱学之士同台竞技，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于庭院建筑山水草木内涵的独特的领悟力和概括力而独占鳌头，虽让那些饱学之士自惭形晦、望尘莫及，但也屡受其父贾政的斥责。
尽管如此，他的标新立异、蔑视传统、凡事略一经心无不精通的个性由此显露无疑。
再次，在对待女性命运方面，宝玉更是显现出了他的超凡脱俗与过人之处。
在大观园中，贾宝玉不仅是把女性放在一般的男子之上，更把她们放在了自己之上。
贾府之内，从上到下，从贾母到王夫人，从众姐妹到寻常的丫头使女，甚至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他都能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爱护。
在诗社之中，宝玉的联诗作词总是落在宝、黛与湘云之后，但他从不以为意，总是甘愿受罚。
其实，贾宝玉的才情学识绝不会输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的。
他所做的《芙蓉女儿诔》、《女危女画将军词》，即使是对他横竖不满意的父亲贾政，也不得不暗自赞许。
对于姐妹们的包容担待、悉心呵护，尤其是对时时使些小性子的林黛玉的隐忍与退让，更是充分体现了贾宝玉温和敦厚的儒雅品性。
由上可见，贾宝玉的形象，是完美而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自身的人生理想。
曹雪芹自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当时一些提倡婚姻爱情自主自由的小说和戏剧诸如《西厢记》、《牡丹亭》等，也从一些不同的艺术领域给予了他很大的启迪。
当他创作《红楼梦》时，正值我国处于又一次社会大变动的转折时期，即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期。
那时，我国城市平民阶层的影响急剧扩大，反映平民利益的文化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活动也显现出波澜壮阔之势，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言论正四处传播。
在这种条件下，曹雪芹在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及素养的基础上，全面地、完整地形成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思想体系，并使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做为自身理想之最完整、最全面的代表的贾宝玉，具有了丰富的精神内涵。
紫氏部与曹雪芹不约而同地赋予笔下的主人公超乎于现实之上的理想化色彩，是与他们创作时自身的处境及对社会的认识密不可分的。
紫氏部创作《源氏物语》时，她已遭遇了丧夫之痛，怀抱着哀别离苦的情感，她走进宫廷做了当时的皇后藤原彰子的侍从女官。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对于女性的命运及以宫廷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有了细致的观察与深刻的感悟，这使她认识到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所谓的幸福只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罢了。
于是，在失望与孤独中，她将自己对于贵族社会的理想赋予了笔下的人物主人公光源氏，使之具有了不可抵挡的个人魅力与理想化色彩。
同样，曹雪芹也将自己对人生的理想揉入了创作的人物形象之中。
众所周知，从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开始，直到祖父曹寅、父辈曹顒、曹頫三四代人，相继做了60年光景的江宁织造，深受康熙的宠幸，但在雍正年间，由于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亏空应缴银两，并受到当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倾轧的牵连，于是被革职查抄。
后来在乾隆年间，曹家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祸变，此后就彻底败落了。
曹雪芹在幼年时代，曾有一段奢侈豪华的经历，但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最后不得不在北京的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困潦倒的生活。
在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中，作者对官宦仕途、荣华富贵、人情冷暖等问题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感悟。
《红楼梦》的开篇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虽寥寥数语，却已将作者忧愤慷慨彷徨无奈的心绪透露无疑。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作者塑造了贾宝玉这样一个新新人类的形象，这个形象所具有的超凡脱俗的个性与品格，正是作者自身人生理想的烛照。
2、类似的神性特征。
在《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中，随处可见的梦谶、词谶以及这些预言的最终验证更是使光源氏与贾宝玉具有了“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也真”的类似的神性特征。
笼罩在光源氏头上的神秘色彩是相当浓重的。
在他七岁的时候，一个高明的相士就给他算命，说他是帝王之相，可登至尊之位，但由于其容貌过于漂亮，如果为帝的话会使国乱祸存，而如果当朝廷柱石，辅佐天下政治，又与其相貌不合。
因着这个谶语，注定了光源氏君不君，臣不臣的命运。
他是桐壶帝之子，又是冷泉帝之父，地位十分尴尬，好在两个皇帝都对他十分眷顾，他才能够屡次逢凶化吉。
当他流放须磨时，本来没有任何回到京都的可能，却因了桐壶帝在天之灵的庇佑，屡次托梦给当时的天皇朱雀帝，且梦境中的谶语与现实的天灾人祸相合，光源氏这才终于有机会得以回到京都重摄高位并把握朝纲。
这些对谶言与谶梦的描写，使光源氏的形象带有了浓酽的宿命色彩并具有了相当的神性特质。
神性色彩也自始至终贯穿了贾宝玉一生的命运。
首先是他自娘胎里降生，便在口中含了一块美玉。
这块美玉后来成为了他灵魂的象征与命根子、护身符。
宝玉也因此成为大观园里的宠儿、贾母的心肝儿。
接着，因了玉的缘故，宝玉具备了与凡人不同的思维。
他追求自由的生活，喜欢与女孩子们厮混在一起，但又不涉淫滥，因此深受太虚幻境中的警幻仙子的推崇。
那块与生俱来的宝玉，更是造成了宝、黛、钗不可调和的婚姻与爱情之纠葛。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矛盾的纠结，注定了宝、黛、钗爱情的悲剧结局。
最后，玉出世而回归青梗，人出家而遁入空门，木石前盟终成虚化、金玉良缘从此夭折，成也是玉，毁也是玉的谶语，正应了佛家的天理报应、因果循环。
宝玉的形象，也因此具有了现实中的人与神话中的玉合二为一的独特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
可以说，光源氏与贾宝玉之所以具有类似的“神性”特征是绝非偶然的。
虽然紫氏部与曹雪芹身处不同的国度，而且先后相差约七百年，但两者在文化传承与宗教信仰方面，却有着不可忽略的共通之处。
日本文化中最早关于神话的记载，是日本最古老的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得以保存下来的若干神话群系。
这说明日本和中国一样，很早就具有了神话传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神话下过以下的定义，凡属“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或者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反映阶级社会某一方面生活和斗争，创造统治整个宇宙的最高的神——上帝，并加以形象化的作品都是神话。
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知道神话常常是源于想象的。
鉴于当时社会的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界中的很多现象都不能做出很好的解释，于是，人们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编纂了很多的神话故事。
这些神话故事后来成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广为流传。
再后来，人们又受到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的思想，从而使很多的神话传说同时又具备了很强的宿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