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研究》，2002年第4期巴赫金论语用：言语、对话、语境辛斌（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021）摘要: 巴赫金在结构主义由上升到鼎盛的整个时期开创并坚持了对语言的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
如果说索绪尔主要关注的是脱离语境的抽象的语言体系，那么巴赫金关注的则是具体语境中的具有对话性质的语言运用。
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堪称现代语用学、语篇分析和会话分析等侧重对语言运用进行动态分析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巴赫金；语用；言语；对话；语境Bakhtin’s Theory of Language Use: Utterance, Dialogue and ContextXIN BinAbstract: Bakhtin pioneered and advocated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t a time when structuralism held the sway both in literature and in linguistics. While structural linguists were almost solely concerned with the abstract linguistic system, Bakhtin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dialogic nature of utterance in its social context. In a sense, Bakhtin was a forerunner of the present-day pragmatics, discourse/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dynamic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use.Key words: Bakhtin; language use; utterance; dialogue; context一．引言一般认为，语用学的历史并不长，真正开始认真研究语言的运用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语用学是作为对乔姆斯基（Chomsky）句法中心论的一种反动而崛起的（何兆熊2000：4）。
但是，如果说语用学所关心的主要是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者（或作者）所传递的和听者（或读者）所理解的意义”（Yule 1996: 3），那么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Bakhtin）早在20世纪初在挑战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时就开了现代语用研究的先河。
他关于言语的论述触及到了语用学的一些核心问题，尤其是说者和听者、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二．“语言”和“言语”我们知道，索绪尔(Saussure)把语言学视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把符号视为一种心理现象。
他深受笛卡儿哲学的二元论的影响，坚持在抽象的“语言”(langue)和实际的“言语”(parole)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认为只有前者才是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他还由此区分了“内部语言学”（internal linguistics）和“外部语言学”（external linguistics），前者是对语言本身的科学研究，是真正的语言学，后者只处理那些对语言产生影响的但并非必不可少的因素。
巴赫金对索绪尔的这些语言学观点持批评态度。
巴赫金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对运用一种抽象的规范体系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样做会抹杀真实生活的复杂性。
他对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语言”轻“言语”的倾向深不以为然，因为它无法解释特定话语具有的特定意思是如何产生的。
巴赫金认为“语言体系”并没有独立的实在性，它的存在取决于某一特定社会中个人的主观意识，而言语交际才是语言的基本现实。
就使用者而言，语言系统只存在于具体话语的语境中：“实际上，我们从不说或听见词，我们说或听见真或假，好或坏，重要或不重要，愉快或不愉快等等。
词总是充满了来自行为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意义。
那就是我们对词的理解，我们只能对在行为和意识形态上与我们相关的词作出反应”(Volosinov 1973：70)。
因此，言语应该在语言学研究中占据优先地位。
巴赫金对索绪尔强调共时语言学的做法提出质疑，也是基于这种言语优先的观点。
他指出，客观而言，不存在任何一个真实的时刻使人们能够建构一种共时的语言体系；因而，没有一种语言的共时体系会与其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真实的时刻相对应。
语言是一种活的东西，它永远处于发展变化的动态中：“语言不是死物，它是总在运动着、变化着的对话交际的语境。
它从来不满足于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声音。
”（巴赫金1998b：269）。
他甚至认为语言学里使用的语言单位之所以模糊不清也是因为忽视对言语交际本身的研究：“在语言学思维方法论中这一核心的症结点上，术语如此模糊和混乱，乃是忽视言语交际的实际单位即表述所造成的结果。
要知道，言语在现实中存在的形式，只能是各个说话者、言语主体的具体表述。
…….”（巴赫金1998a：153-154）应该指出的是，巴赫金在强调言语的重要性时并没有否认语言体系的存在。
他所反对的是把语言体系和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语言运用割裂开来：“语言是说话者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实施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生成过程……语言生成过程的规则与个人心理规则完全不同，但是两者都不能与说话者的活动相割裂。
语言生成规则属于社会学规则。
”(Volosinov 1973：98) 可见，语言规则不仅存在而且本质上具有社会性。
但这种规则是抽象的，它们只有在实际的言语交流中才能发挥作用，而对它们的研究也注定离不开其在具体时空上的社会存在和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语言学研究‘语言’及其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的那些具体普通的逻辑关系，但它始终不愿研究那些对话关系本身……对话关系不能被简化为逻辑的或者具体的语义关系，后者自身没有任何对话性……没有逻辑的和具体的语义关系，对话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后者不能简化为前者，对话关系具有自己的特性。
”（Bakhtin 1984：151-152）从下面巴赫金对语法和修辞的论述中我们或许能更加清楚地了解他对语言体系和语言运用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语言现象中，语法和修辞都是既合又分的：如果把这个现象放在语言体系中去研究，那么这是语法现象，而如果放到个人表述或言语体裁的整体中去研究，那么它就是修辞现象。
因为说者选择特定的语法形式，这本身就是修辞行为。
”（巴赫金1998a：148）三．“独白”和“对话”巴赫金在评论洪堡特(Humboldt)的唯心主义语言学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指出，它们“考察语言是从说者的角度出发，仿佛只有一个说者，而没有对言语交际的其他参与者的不可或缺的态度。
即使他人的作用受到注意，也只是视为仅仅消极理解说者的一个听众。
表述满足于自己的对象（即所述思想的内容），满足于说话者本身。
语言实际上只需要说者（仅仅是说者），以及说者言语的内容。
”（巴赫金1998a：149-150）结构主义语言学跟语文学一样，研究的对象是脱离语境的抽象的语言结构和孤立的独白话语，这样的研究只要求研究者去被动地解读话语而不是与之形成主动的对话关系。
巴赫金认为，对活生生的言语，活生生的表述的任何理解，都带有积极应答的性质；任何理解都孕育着回答，也必定以某种形式产生回答，即听者要成为说者。
因此从听者的角度定位“词”(word)1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词是一个两面的行为。
它即取决于是由谁说出的也取决于是向谁说的。
作为词，它恰恰是说者和听者，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
每一个词都表达了‘一个’(one)与‘他人’(other)的关系。
我从他人的角度，最终是从我所属于的群体的角度，来表达自己。
一个词是在我与他人之间架起的桥梁。
如果桥梁的一端依赖于我，那么另一端就依赖于我的听者。
一个词是由说者和听者，发话人和他的对话者共享的领地。
”（Volosinov 1973：86)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语言运用的本质，即对话性。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他话语研究的核心和出发点。
事实上，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具有对话特征而后者是独白式的。
在自然科学中人以智力观察物体，并表达对它的看法。
这里只有一个主体，即认知主体或说话者，与他相对的只是不具声音的物体。
与自然科学不同，在人文科学中精神现象需要的不是解释其因果而是理解：“当我作为一个语文学家试图理解作者贯注于文本中的涵义时，当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试图理解人类活动的目的时，我作为‘我’要同谋个‘你’进入对话之中。
物理学不知道与自己的对象会有这样的交锋，因为它的对象不是作为主体出现在它面前的。
这种个人的理解，是我们经验的形式；这种经验形式可施于我们亲近的人，但不能施于石头、星斗和原子。
”（巴赫金1998a：311）这就是说，我们在探讨周围的大自然时不会去询问自然界，自然界也不会对我们作出应答。
我们只能对自己提出问题，以一定的方式进行观察并希望能够以此获得回答。
而在人文科学中，当我们研究人的时候，我们是到处寻找和发现符号，力求理解它们的意义。
这时我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就变成了询问和谈话，即变成了对话。
巴赫金把对话性视为一切话语或语篇的基本特征：“任何说者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应答者，因为他不是首次打破宇宙沉默的第一个说话者，他不仅需要先有他所用的那一语言体系的存在，而且需要有某些先前的表述（自己的和他人的表述）的存在，而他此刻的表述就要同这些表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依靠这些表述，与它们争论，或者只是作为听者已知的前提），每一个表述都是其他表述的组织起来的十分复杂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巴赫金1998a：151-152）另一方面，当听者在接受和理解言语的意义时，他同时就要对这一言语采取积极的应对的立场：同意或者不同意，补充它、应用它、准备实现它等等；而听者的这一应对立场是从他开始聆听和理解时起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有时简直就是从说者的第一句话起开始形成的。
1在巴赫金的著作里“词”也常指话语(utterance)或语篇(text)。
见Kristeva (1986)。
在巴赫金的著作里“对话”这个词具有不同的含义。
首先，它往往用于表达一种广义上的真理观念，即真理始于对话而非一组命题：“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巴赫金1998b：144)。
当巴赫金把“对话性”这个词用来描述语言时，他强调的是语言的实在性存在于“话语”而非“句子”中。
由于话语的产生总是涉及说者和（实际的或假设的)听者，所有的话语实质上都具有对话性。
不同学者对巴赫金的“对话”这个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王一川（1994）把它的特点归纳如下：（1）对话是“我”与“他者”的对话性对立：“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2）对话不是手段而是目的；（3）对话本身就是行动；（4）对话就是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沟通”；（5）对话是永恒地未完成或不可完成的；（6）对话具体表现为“异声同啸”(heteroglossia)，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或者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