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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enation) 与 “ 归 化” ( adaptation) 。 前 者主 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 , 后者则 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 就 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 , 我们可分为以 源语文化为归宿(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 or SL culture-oriented) 和以目的语文 化为归宿( target lang uage cult ure oriented , or T L cult ureo riented) 这两种原则和方法 。 Venuti 可 以说是 异化 的代 表人 物 。 他 提出了“ 反翻译” 的概念 。 这种翻译刻意在目 的语的文本中 , 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 之“ 异” 。 Venuti 公开 声言 , “ 其 目的 是要发 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 , 以抵御目的语文化 占指导地位的趋势 , 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 文化这两方 面的 差异 ( Venut i 1991) 。 在这 一概念中 , 他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 译策略( Neubert 1992 : 2 -4) , 即译文故意弄 得不通顺 。 有些译者也对读者毫不妥协 , 要求 读者接受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 Brewer 1988) 。 Nida 可以说 是归化的 代表人物 。 他提 出了“ 最切近的自然对等” 的概念 。 他从社会 和文化的角度出发 , 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 , 并 仔细分析 源语信息的意 图 。 Nida 在各种不 同场合 , 重复他的这一观点 , 即“ 译文基本上 应是源语信息 最切近的自然对 等 。 ” 对 Nida 来说 , 动态对等( 或功能对等) 的目的是 , 译文 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 , 并尽可能地把 源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 。 这 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 信息 一 定 得 接 受 源 语 文 化 的 模 式 ( Nida 1964a : 159 ) 。 他提 出 了 “ 功 能同 构 ” ( f unctional isomorphs) 的策略作为解决的方法 , 以 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 。 因此 , 英 语成语“ to g row like mushrooms” 在译成中文 时 , 可用汉语成语 “ 雨后春笋 ” 来表达 ( Nida 1993 : 121) 。 以上两种对翻译中文化因素处理对立的 原则和方法 , 都有各自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观 点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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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2
郭建中
提要 : 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 可分为 两种方 法 : 主 要以源 语文化为 归宿和 主要以 目的语 文化为 归宿 。 这一区分是基于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 的两种英译本在隐喻 、明喻和典故等方面翻译的分析上作出的 。 分 析得出的结论是 : 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 、文本类型 、作 者意图以及 读者对象 , 以上两 种方法都 能在目的语 文 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 , 因而也都有其存在价值 。 以上的 分析也希望有助于调和有关处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争 论 , 即“ 归化” 与“ 异化” 之争 。 关键词 : 跨文化交际 , 归化 , 异化 , 翻译目的论 Abstract:Approaches to cultures involved in translatio n may be divided into tw o methods : SL culture -oriented and T L culture -o riented .T his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s of the figurativ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two English v ersions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Honglou Meng .T he analy sis leads to the co nclusio n that both methods may be justified in their own right if we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 the type of tex ts , the intentio n of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ship . Key words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adaptation , alienation , skopos theory
克斯宁可采用《红楼梦》 的另一个书名《石头 记》 , 因而 译成了 “ T he Sto ry of the Stone ” 。 霍克斯在译序中提到 , 法译本 、德译本 、 意大 利文译本 和俄 译本 的书 名 , 都译成 了 “ T he Dream of t he Red Chamber” 。 他认为 , 这一 译法会引起误解 。 因为 , “ 红楼梦” 这个意思 , 在英美和欧洲读者头脑中引起的联想 , 与在 中国读者头脑中引起的联想完全不一样 。 在 英美和欧洲读者的头脑中 , “ 红楼梦” 的意思 是“ 一个人睡在一间红颜色的房间里 — — —这 一书名也颇能引起他们优美神秘的联想 。 遗 憾的是 , 这不是中文书 名的意思 。( Haw kes 1973 : 19) 霍克斯在必须把“ 红楼梦” 三个字译 成英 文 时 , 他 译 成 “ 黄 金 时 代 的 梦 ” ( the dream of golden days) 。 对 汉 语 中的 “ 红颜 色” , 他 也 自 有 一番 见 解 。 他 把 “ 怡 红 院 ” ( Yang s version : Happy Red Court) 译 成“ 怡 绿院”(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 ht) 。 霍克斯 的这种译法是否恰当 , 又当别论 。 但从中我 们可以看 出他所遵循的 翻译原则 和翻译方 法 。 很明显 , 霍克斯采用了“归化” 的手段 。 Nida 把翻译中涉 及的文化因 素分为五 类,即 : 1)生态文化 ; 2)语言文化 ; 3)宗教文 化; 4)物质文化 ; 5)社会文化 ( Nida 1964b : 91) 。 以下我们将以上述五大类文化 , 就《红 楼梦》 两种英译本中一些比喻的译法 , 作些分 析。 1)生态文化 : 真是` 天有不 测风云 , 人有旦 夕祸福 ' 。 ( 曹: 156) “ T ruly , `Storms gather w it hout w arning in nat ure , and bad luck bef alls overnight . ' . . . ”( Yang : 155) both unpredictable . '” ( Hawkes : 231) 在这里 , 杨宪益先生采用的是直译的方 法 , 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 ; 霍克斯则舍弃了 汉语谚语的形象 , 采用了意译的方法 。 当然 , 其译文则更为自然了 。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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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 、文本的类型 、 翻 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 , 我 们认为 ,“ 归化” 和 “ 异化” 均有其存在和应用 的价值 。 翻译研究应以实践为基础 , 应在对已有 的译作搜集材料 、 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 假设 、 总结模式 、提出理论 。 因此 , 我们想从 《红楼梦》 的两种英译本入手 。 这就是杨宪益 和其夫人合译的“ A Dream of Red M ansions” 和戴 维 · 霍 克 斯 译 的 “ The Story of the S tone” , 分析这 两种译本对读者所产生的效 果和在目的语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 我们选择 《红楼梦》 , 是因为这是一部有着丰富的中国 传统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 ; 我们的分析也只 限于语言的比喻用法的翻译 , 因为语言中的 比喻用法与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密切相关 。 因 为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所反映 的文化上的差异 , 一种语言中的比喻用法不 一定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 , 因而 , 对语言中比喻用法的翻译 , 也最能体现译 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 法 。《红楼梦》又是一部艺术形象特别丰富的经 典著作 , 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足够的材料 。 Yen Yuan-shu 曾提出 , 即使是英译本的 书名“ Dream in a Red Chamber” 与中文书名 《红楼梦》 , 给读者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 。 英 译本书名“ Dream in a Red Chamber ” 仅仅能 起“ 所指” 的作用 , 即指《 红楼梦》 这部中国经 典名著 ; 可是 , 中文仅“ 红楼梦” 这三个字 , 就 能引起原文读者无限的联想( Yen 1977) 。尽 管如此 , 我们认为 , 严肃的英美读者如果想要 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话 , 读完杨宪益先生 的译本 , 将会对“ 红楼” 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多少有点了 解 , 因为 杨宪益先生 采用了 “ 异 化” 的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 即在译 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 。 为了避免中英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 , 霍
一 最近二十多年来 , 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两 个明显的趋向 。 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 交际理论的烙印 ; 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 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 。 这两种倾向的结合 , 就把翻 译看 作是 一种 跨 文化 交际 的行 为 。 Christ iane Nord ( 1991) 干脆用“ 跨文化交际”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来替代 “ 翻译 ” 这一 术语 ; Holz-Manttari ( 1984 : 17) 甚 至用 “ 跨文化合作”(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来替 代“ 翻译” 。 Andre Lefevere ( 1992) 则 把翻译 看作“ 文化交融”( acculturation) ,而 R . Daniel Shaw ( 1988) 创 造了 “ t ranscult uration ”( 跨文 化交际) 这个词 。 翻译已不再仅仅看作是语 言符号的转 换 , 而 是一种文 化转换的 模式 。 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共识 。 正因为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 种不同文化之间转换 , 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 个语 言与 文化 之间关 系的 问题 。 正如 Ju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