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陆铭(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33)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33)内容提要:基于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
而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
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面板数据＊本文定稿于陆铭在联合国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 WIDER)工作期间。
作者感谢陶然(牛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万广华(UNU WIDER)和封进(复旦大学)的讨论,文责自负。
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资助,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为建立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提供的资助。
一、引言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漠视收入不平等问题,其结果可能就是像拉美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这反过来又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
从统计上看,中国已经成为收入不均等状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很多文献指出,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与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有关(World Bank,1997;Yao and Zhu,1998;Khan and Riskin,1998;赵人伟等,1999;Yang,1999; Kanbur and Zhang,1999;李实,2003);而收入差距分解的结果显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关(Tsui,1993;Hussain,et al.,1994;Kanbur and Zhang,1999)。
近年来,很多文献研究了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相比之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并没有被充分地研究。
由于中国大量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卡恩,1999),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缓解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在1984年降到了最低点,这主要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
之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直到1995年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城乡收入差距才有所缩小。
但1997年以后,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扩大。
到2000年,城乡实际人均收入比已经达到2.46,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李实,2003)。
Yang(1996)、Ye(1996)、Xue(1997)、Yang(1999)和Kanbur and Zhang(1999)也分别报告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近年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分析获得了很大的进展。
魏尚进等(Wei and Wu,2001)用中国100个左右的城市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但是,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因而其结论的可靠性不高。
陆丁(Lu,2002)使用城乡人均消费比来度量收入差距后发现:(1)城乡消费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有扩大的趋势,但在90年代的后半50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期,这一扩大趋势有所减缓;(2)更高的人均GDP水平意味着较低的城乡消费差距,而且这一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加强,这意味着大多数省份都已经度过了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一部分;(3)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越大,则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这意味着限制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是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4)地方治理的效率(以人均消费人均GDP的变化率为代理变量) 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
此外,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被认为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李实、魏众(1999)和李实(1999)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一方面,外出劳动力打工的收入部分被汇回了老家,另一方面,外出打工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其他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
Shi等(2002)运用9个省的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将不能得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归因于劳动力市场扭曲。
Shi(2002)用同样的数据进一步控制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发现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28% 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剩余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影响则只能由未观察到的因素去解释。
最近,章奇等(2004)的一篇未发表的工作论文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带有城市倾向,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作者还发现在1978- 1998年间经济的开放(FDI在GDP中的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则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作者同时还验证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与章奇等人一样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研究,但有两点不同:第一,由于1986年前中国省级进出口和FDI的统计非常不完全,我们放弃了这一时间段的数据,但增加了1999-2001年间的数据;第二,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城市化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影响,与章奇等人相比,我们更多地考虑了政府经济政策,特别是非国有化和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
在本文之前,虽然一些文献注意到了城市化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蔡继明,1998;Yang,1999;Chen,2002),但都并没有相应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讨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着力量相反的两方面作用;第三节进一步讨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政策因素;第四节是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2002年,中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51.1%和33.5%,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21.4%和28.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39.09%。
①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尼日利亚等落后国家。
从纵向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快速的提高,但在大多数省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是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城乡二元”的经济政策有关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制度的实施是与中国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相配合的。
在赶超型战略下,经济资源向城市重化工业集中, 而农产品的价格则被人为地压低了,同时,工业部门又由于使用了资本倾向的技术,因此限制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于是,以户籍制度为基本制度的管理体制就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 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局面仍然得以维512004年第6期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持。
特别是在就业方面,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直接动用行政手段限制农民进入城市较好的行业和工种。
同时,一些经济手段也被用来加大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雇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被要求交纳一定的管理费,农民工在城市里还受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
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大大地限制了中国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蔡等,2001)。
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打工者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外出打工的收入的不确定性。
同时城市住房费用非常高,这就阻止了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家属整体迁移。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主要是由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由政策因素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发展中经济里,城市化的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什么影响?首先,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有积极作用。
在二元经济中,只要存在着城乡期望收入差距,劳动力就会流动(Todaro,1969),而劳动力的流动则会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城市劳动供给的增加将加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降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将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但是,由于存在着一些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可能对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改革以来,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而每一种渠道都意味着农村居民中较为富裕的居民有更大的可能性转为城镇居民。
(1)通过户籍的买卖①“农转非”,在经济上比较富裕的农村居民更有实力通过经济手段获得城镇居民身份。
(2)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转为城镇居民,显然,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越快。
同时,在征地过程中,土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尽管一部分农村居民同时被转为城镇居民,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土地, 因此,农业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并没有减少,留在农村的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不能获得提高。
(3)农村居民的孩子通过上大学,然后在城镇就业获得城镇居民身份,一般来说,相对富裕的农村地区和相对富裕的农村家庭有更好的条件供孩子读书。
(4)通过在城镇地区就业或与城镇居民结婚然后就业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并不是每个在城镇地区就业的人都能够获得城镇居民身份,如果就业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那么他获得城镇居民身份的可能性也就较大。
中国的城乡收入统计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如果城市化进程中较富裕的农民首先转变成了城市居民,那么,城市化进程就可能在不改变所有居民收入的情况下扩大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阮杨、陆铭、陈钊,2002)。
设农村居民人口为n,城镇居民人口为m,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分别为x和y。
假定在城镇化进程中有一位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其收入为z则转变后城乡人均收入之比(r)为r=(ym+z) (m+1)(xn-z) (n-1)(1)可知r>y x等价于:z>y·α(2)其中α=11+m+1m+n·yx-1(3)不难发现,决定α的因素有两个,后来城镇人口比重((m+1) (m+n))和原先城乡人均收入比(yx)。
只要转为城镇居民的人其收入超过当时城镇人均收入的某一临界比例,城市化进程就会加大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