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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之关系
-------对于一种观点的批判和反思
王畅 郑雨霆*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8；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法治建设的落后。
”这种观点来自于著名的旅美学者冯象先生，其提出的观点经常令人惊异之余，又能陷入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之中。
这种观点的提出本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来的现状和与其相伴的制度层面的不尽如人
意的结合。
关键词：法治；法治建设；运行成本；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法治建设的落后”，这种观点乍一看貌似有几分道理，实际上，这里蕴含着许多不明确的地方：1.这里的“法治的落后”必然涉及到一个比较
的相对方，否则“落后”这个语词本身便无从理解，更不能去用来作为某种结论中可作为引
用的概念；2.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的话，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承认我国已经拥有了“某
种意义”上的“法治”，即使它仍然“比较落后”；3.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确以上模糊之处，
那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即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经济之飞速发展
实际上是得益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
而恰恰是上面的不明确的地方构成了这种观点的本身最重要的论据，我想与其“一棒子打死”，不如慢慢分析来看。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中国法治从无到有的不断生成
首先我们来看如果说我国法治目前仍然比较落后的话，那前提是必须找到与其作比较的向对方。
但是这个前提在于我们必须给予这个语境中的“法治”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概念。
一般而言，“法治”的内涵来源于西方世界。
在古希腊，就有了对于法治的理论探索。
柏拉
图虽曾认为“贤人政治”是最好的，但是其晚年则认为在“贤人政治”不可得的情况下，法
治是应当被考虑的。
而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的对于“法治”作出了如下定义：“法治应包含
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的好的法律。
”
[1]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文化发展的早期已经有了对于“法治”本质的较为深刻的认识。
而对
于“经济发展与法治落后之关系”这个命题中的“法治”，显然应当指的是近现代意义上的
“法治”，这个意义层面上的法治肯定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因为纵观我国本土传统文化资
源，我们会发现其中充斥着“道德”、“权谋”、“仁义”等等要素，并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现
代意义上的“法治”理念。
[2]
所以很显然，这里的“法治”一定指代的是源自西方文化内核的“法治”。
因此接受以下概念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一种以民主作为基础的运用法律来进行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手段、
方式和结果的总称，它包括着社会制度状况和社会秩序状态，是一种整体化社会模式。
[3]
从“横向比较”来看，相对于经历过两百多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且是以源自于其本土文
化而发展的起来的欧美各国的“法治”，我国的“法治建设落后”恐怕没人能够否认这一点。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纵向”的维度来对“法治”进行比较的话，立刻会发现，相比较于我国
自身的“法治化”进程而言，我国的“法治建设”应当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可以肯定
的说，我国的“法治建设”实践，正在不断完善，不断进步。
[3]
*作者简介：王畅（1987—），男，安徽省淮北市人，复旦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法学理论；郑雨霆（1988—）女，安徽省淮北市人，华东政法大学2010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航运法。
因而至此，本文是否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论断：与其说改革开放以来中中国的经济的不断发展“得益于”法治建设的落后，不如说得益于中国法治的从无到有的不断生成。
二、中国“法治建设”制度层面的构建带来了经济层面的收益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迅猛乃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迹”，因为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十几亿的人口基数。
但是这貌似并不符合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路径。
因为在很多欧美学者看来，中国的制定法是模棱两可的，中国的程序法是形同虚设的，中国的政府运作更是不符合“宪政”要求的等等，这些都很难让人形成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法治建设”已然形成了“法治”的实际印象。
可在经济层面上，中国却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实际上，这种反差早已引起了很多欧美学者的注意。
从现已形成的某种共识来看，是因为任何获益性的行为都是需要成本的，法治在带来种种的益处的同时必然带来整个社会运行上的成本增加，这必然会摊在处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身上。
因此，正是因为中国“法治建设的落后”反而降低了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成本，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整体层面上变得更加有竞争力和充满活力。
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深圳“遍地开花”的山寨手机厂，正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上的“言不由衷”、立法不严和执行不力，才让中国的手机制造业如此的充满张力，在全球各地披荆斩棘。
以上应当可以作为第一种论断的理论支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依然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种“忽视”产生了这种论断。
这里忽视了提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制度性基础------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可以说，如果没有我国长期以来在制度层面上的努力，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就的。
而制度的构建是“法治建设”的前提和根基，虽然在民众和政府的法治理念层面上仍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制度层面的巨大作用。
因此这里，应当继续重申上面的第二种论断：与其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的不断发展“得益于”法治建设的落后，不如说得益于中国法治的从无到有的不断生成，并且应当加上一点，中国“法治建设”的制度层面构建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带来了经济层面的收益。
三、我国的经济成就是我国经济层面和制度层面相互协调的结果
最后，为了更加充分的揭示这一观点，我将从法律与经济的关系角度来稍作阐述。
经济与法的关系在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否定法与经济的关系；二是认为法律创设了经济关系、改变经济关系；三是用经济关系说明法律，或经济决定法律。
[4]那种单纯的否定法律与经济存在联系的人类早期思想观念难以反映人类社会整体联系的实际，因此早已为多数法学家所抛弃，应当说，承认法律与经济的互动性已经成为共识。
大体上来说，经济对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法律的产生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律的内容和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决定和影响。
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通常表现在如下方面：“1.对产权制度、经济组织规则和经济纠纷的解决规则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范加以确认，从而在整体影响经济运行；2.对经济利益作出调整、分配，从而影响经济发展……；3.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规范基础；4.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4]
这里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取得如此绝大的经济成就正是我国的经济层面和制度层面相互协调的结果，正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才更有力的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前行，这当然是绝非用一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法治建设的落后”可以涵盖殆尽的。
我想可能依然会有人怀着善意地声称：“正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缺乏某种“原始积累”的物质基础，因此“法治建设的落后”所导致的经济运行成本的降低恰好弥补了这一点，因为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可能允许我国再走欧美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的路子了（即使按照现在看来，早期欧美等国的法治程度也是超过目前我国的）。
那么这不还是印证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是得益于
法治建设的落后吗？”我想这依然是忽视了法律与经济实际上互动的关系所造成的疑问，其实本质上欧美等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便其法治理念层面上可能远超过中国目前，但是实际上当时它们在法律制度层面上的构建是不可能比我国目前做的完善的，因为这本质上不是一个时代的法律。
说到底，还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法治建设是与当时的经济相互适应的互动关系推动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四、结语
文章的结尾处，或许可以直抒胸臆，我个人觉得冯先生这种观点提出的背后幽幽隐藏着某些学者对于我国法治建设未来的悲观论调。
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的法治建设可谓是历经艰难险阻，虽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构建出了一个轮廓，但是在很多“心急如焚”并且爱国心切的学者看来，仍然是“不够的”，甚至是“失败的”，我们的确需要反思。
但是我想无论是作为中国社会中的法律共同体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员，还是作为中国仍然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社会”的一名公民，树立对于中国最终可以实现“法治”也有能力从中国本土出发实现更加适应我国的法治的观念是极为必要的。
也许，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最需要的是时间，因为任何制度、规则、习惯和惯例在社会生活的形成和确立都需要时间1。
我们需要的更是一种乐观的超前看的心态，而不是在直面很多不满意的现实面前，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无疑是“自欺欺人”，除了获得些许“吆喝”，最终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构建是无益处的。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2]张千帆．中国宪政文化与制度建构的反思[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6）．
[3]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6．
[4]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