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上）复习重点名词解释骨笛：1986年~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有八孔、七孔、六孔、五孔笛，其中七孔笛居多，共18支。

其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支七孔笛用简单的指法便可吹奏像河北民歌《小白菜》这样的曲调，距今有9000年的历史。

六代乐舞：六代乐舞又叫"六乐”或“六舞”，从黄帝时期开始六个朝代的带有史诗性的乐舞,是歌颂帝王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被后世儒家奉为雅乐的最高典范。

包括：⑴黄帝时期的《云门大卷》⑵唐尧时期的《大咸》⑶虞舜时期的《韶》⑷夏禹时期的《大夏》⑸商汤时期的《大濩》⑹周武王时期的《大武》。

八音分类法：是我国周代按照制作材料的不同进行乐器分类的方法，是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是按发音体物质的不同而分成八类。

分别是：金（钟、铙）、石（磬、鸣球）、土（埙、缶）、革（鼓）、丝（瑟、琴）、木（柷、敔）、匏（笙、竽）、竹（箫、篪）。

三分损益律：西周礼乐在实践中用数理方法总结归纳出“三分损益率”是一种生律的方法，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以弦长为基础计算乐律的理论，是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最早记载于《管子•地员》篇。

成相：手持相这种乐器作为伴奏的说唱李延年：中山（今河北定县）人，乐工出身，曾任主持乐府音乐活动的“协律都尉”。

他有过人的音乐天赋。

武帝即位初期，曾作“十九章”用于郊庙祭祀，他后来“次序其声”，配乐谱曲，从而改变了当时“郊祠而无乐”的现象。

除了奉上之作外，他也为司马相如等文人的诗赋配过曲。

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和吹管乐为主并兼有歌唱的一种器乐合奏形式。

鼓吹大概在秦末汉初传入内地，被我国北方牧民所用。

汉武帝时，鼓吹已由民间发展到宫廷，被广泛应用于仪仗、宴飨、军队等场合之中。

依照用途和乐器配置的不同，鼓吹可分为黄门鼓吹、横吹、骑吹、短箫铙歌等数种。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相传为我国东汉流传的一首著名古琴曲。

其曲谱最早见于明朱权《神奇秘谱》，共有四十五段，分为六大部分，即开指一段、小序三段、大序五段、正声十八段、乱声十段、后序八段。

从每段的小标题判断，《广陵散》的表现内容和聂政刺韩王的故事情节相符，具有怫郁慷慨、戈矛纵横的斗争精神。

六部分中正声是全曲的主体部分，主题音调充分展现，音乐由低沉忧郁发展到豪迈激昂，采用了拨剌、撮音、泛音等演奏手法，描写聂政由怨恨到愤慨的思想变化过程。

开指、小序、大序诸部分是正声的酝酿准备阶段，在音乐上出现了两个主题音调的雏形，旋律哀婉低叹，表现了对聂政悲惨遭遇的同情。

乱声、后序是正声的发展延续，音乐进一步展开，拨剌等各种手法的运用造成了热烈辉煌的效果，表现对聂政不屈精神的歌颂。

减字谱：（今仍在使用）古琴专用字谱。

唐代曹柔首创，它是由原来的文字谱简代、缩写形成。

节奏记录不准确，但音准确。

相和歌：相和歌是汉代北方各地流行的各种民间歌曲的通称。

它在发展过程中有几种形式：徒歌、但歌、相和歌；原是汉代北方民间歌曲的总称。

既有原始的民间歌曲，又有在民歌基础上加工改编的艺术歌曲。

成熟的相和歌有三种调式为平调、清调、瑟调相和大曲：由于乐人的参与，使得相和歌获得高度发展，形成了“相和大曲”，分为：艳；曲；趋和乱；相和歌常用的调式有三种：平调、清调、瑟调。

五旦七调：古龟兹乐的一种宫调体系，由音乐家苏祗婆提出。

在五个不同调高（旦）上，各按七声音阶构成七声调式，可得三十五种调式。

这就是苏祗婆琵琶音乐的三十五调式理论。

《碣石调．幽兰》：由于古琴独奏艺术的发展，因此曲采用了纯律定弦法，以“证调”定弦，全曲共分四段，节奏变化较多，十三泛音都已用到，《碣石调，幽兰》中古琴不仅已具备了七弦十三徽的形制，且记谱法也已是相当精细，这说明我国古琴艺术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且是目前仅见以文字记谱的琴曲。

《梅花三弄》：是东晋时期桓伊演奏过的一首笛曲，因同样的曲调重复了三次，故称作：“三弄”参军戏：是中国古代戏曲的一种形式，由伏伶演变而成，隋唐时盛行。

变文：是唐代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变文”是唐代佛教寺院用于宗教宣传的一种说唱形式，其名称来源于佛教语汇。

变文是一种散文和韵文更替出现的表演方式，表演者先用散文来叙述一遍故事内容，之后用韵文的形式演唱一遍。

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讲述佛经故事，是佛教通俗化的结果，还有一类是讲述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世称姜白石，江西鄱阳人，南宋诗词名家与音乐家。

是被后人誉为南宋“婉约派”的第一个人物。

著作有《白石道人歌曲》，琴歌《古怨》一首，《越九歌》十首，《溪梅令》《扬州慢》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创作了十七首自度曲。

鼓子词：宋代的一种说唱艺术，因歌唱时主要用鼓击节而得名。

其结构特点是一个节目只能用一个曲牌反复演唱。

宋杂剧：宋代各种歌舞、杂戏的统称。

也是中国戏曲的最早形式。

金元时称为院本。

演出时先演一节由五个脚色出场的小歌舞，称为“艳段”；再演“正杂剧”，内容或是一段滑稽戏，或是以大曲曲调演唱故事。

浙派琴乐：是自南宋起以浙人郭沔为师承渊源的琴乐流传派别，在当时诸琴派中最负盛名。

《乐书》：世称《陈旸乐书》，由北宋陈旸完成。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规模较大的音乐百科全书。

由于该书保存了极为丰富的音乐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唱论》：是一部论述宋元戏曲歌唱的方法，歌唱格调，节奏，宫调声情等内容的著作，由元代的燕南芝庵撰写，是我国古代关于歌唱艺术的一部较为全面的理论著作。

弦索备考：又称《弦索十三套》是由蒙古文人荣斋于清嘉庆年间手抄的器乐合奏，共十三首乐曲。

四大声腔：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

新法密率：是明代律学家历学家朱载堉提出，即运用数学中的方法算出了十二平均律，比欧洲提出十二平均律的时间要早１００年。

俗字谱：是自宋代起开始流行并传承至今的传统记谱法。

它采用工尺谱的草体形式作为基本的记谱符号，其读音按照相应的工尺谱字发音，并以“俗乐使用的字谱”之义而得名。

郭沔：（字楚望，浙江永嘉人）是南宋著名琴家，他收集整理了北宋宫廷古谱和民间传谱，并进行演奏传授，又自创新曲，其代表有《潇湘水云》、《秋鸿》和《泛沧浪》等。

他将其琴艺和琴谱传给门生刘志方，后者又传给毛敏仲和徐天民。

神奇秘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琴曲谱集，明代朱权编辑，成书年代为明洪熙元年（1425）。

《神奇秘谱》的编印前后历时12年，分上、中、下三卷，收琴曲63首。

上卷“太古神品”包括《广陵散》、《高山》、《流水》、《酒狂》等唐宋以前古曲15首。

中、下卷“霞外神品”共48首，包括《梅花三弄》、《大胡笳》、《离骚》等古代名曲。

《神奇秘谱》是研究古代琴曲的重要谱集。

曾侯乙墓编钟：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发觉的曾侯乙墓当中，出土了以编钟为主的8种125件乐器，其中编钟共65枚（有一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

64枚编钟，每钟发两音，分三层悬挂于桐木结构的钟架上。

其中上层为纽钟，共十九枚，中下层为甬钟，共四十五枚。

编钟上著有金篆体铭文，全文两千八百余字，均为乐律学，内容详细的记载着每枚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

编钟音域宽广，音质纯正，有五个八度，基调与现在的C大调相同。

宋元南戏：宋元时期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一种戏曲艺术，因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的浙江温州，初名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后为区别于北方的杂剧而称南戏，当地称之为戏文。

（南戏的出现虽然晚于宋杂剧，但因有留存的剧本可证实其已是成熟的戏曲形式，故常被认为是我国戏曲艺术正式确立的标志。

）南戏起初只是一种演唱当地“村坊小曲”的民间小戏，南宋时吸收了大曲、曲子唱赚、诸宫调以及杂剧等曲调与其他艺术因素后，形成了称之为南曲的曲牌体声腔音乐和歌舞、念白与插科打诨等相结合的戏曲形式，并出现了《赵真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等一批颇具社会影响的剧目，在当时以临安为中心的南方风行一时。

元末明初时，随着元杂剧的衰落，南戏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注入了新的创造，产生了流传至今的《荆钗记》、《琵琶行》等。

瓦子勾栏：宋代市民音乐的主要活动场所。

瓦子也称瓦舍、瓦肆，是商品贸易集中地，瓦子中用栏杆和幕布围起来的固定演出场地叫勾栏或乐棚，用于各种民间艺术的演出。

清商乐：清商乐是东晋南北朝间，承袭汉、魏相和诸曲，吸收当时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俗乐总称。

清商乐的形式结构略同相和诸曲，其宫调系统亦与相和诸曲相同，并称“三调”。

今存清商曲辞，多为在南方新兴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与东晋南迁所传人的中原文化相结合的吴歌和西曲。

郑卫之音：春秋战国时期，在宫廷以及世俗音乐生活中，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新声”的音乐，即郑卫之音或郑声。

是后来中国民间音乐的代称。

荀勖东晋时期人。

他的“管口校正法”是律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在计算管乐器不同的音高所对应的管的长度时，必须把气柱的长度与管长之间的差数考虑在内，这个差数就是管口校正的数据。

乱弹：从康熙到道光100多年间，各地方戏曲蓬勃兴起，称“乱弹”时期。

“花雅之争”指乱弹和昆曲的对立。

主要声腔：梆子腔（又称秦腔）梆子腔开创了板腔体，皮黄腔（西皮和二黄腔结合变文：唐代佛教寺院用于宗教宣传的说唱音乐形式，将深奥的佛教哲理通俗化，利用讲故事和说唱音乐的方式进行宣传，叫做“俗讲”或“讲经文”。

变文则是“俗讲”的话本简答题一，中国音乐起源之我见：中国传统音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的，因此，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

中国音乐起源分为模仿说，感情说，劳动说和巫术说。

（1）音乐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需求而产生（2）为表达人们的感情和娱乐而产生（3）音乐产生与模仿大自然的音响有关（4）音乐起源于劳动生产过程二，远古夏商时期的乐器和乐律：迄今出土的远古夏商时期的乐器，按其制作材料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天然材料制成的乐器；第二类是陶质乐器；第三类是铜制乐器。

包括骨哨，骨笛，摇响器，鼍鼓，磬，摇响器，陶铃，陶角，陶鼓，陶俑，陶埙，铜铃，铜鼓，钟，铙，镛，镈等……远古夏商时期的乐律，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可查考，但从已经出土的乐器可以推知以下几点一，远古时期既有旋律性的乐器，又有节奏性的乐器，说明旋律和节奏在最早的音乐中的两大要素。

二，从商代出土的编铙编磬来看，说明商代人已经把握了运用不同规格的钟体和磬体产生不同音高的技术。

三，从商代出土的乐器来看，从三个音但商代晚期的五个音，因此，在夏商时期出现五声音阶的歌曲或乐曲，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四，商代晚期的五音孔埙能奏出连续的半音，虽然还不能构成完全的十二律，但已经具备了可以用于旋宫犯调的可能性，也是后来周代人发明十二律理论的先导。

三，周代的音乐机构和音乐教育：周王朝音乐领导机构是“大司乐”，培养对象：“世子”、“国子”、“学士”。

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机构，其中大多数是音乐奴隶。

宫廷中的乐官与乐工除了负责宫廷礼仪使用的音乐，还负责对于贵族子弟或其他人的音乐教育，所教授的科目包括乐德，乐语，乐舞，这些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让贵族子弟们学会了统治之术，利用音乐的“和”来求得天地和，君臣和，上下和，人心和，通过礼乐的学习，达到治理朝政的目的，此时的音乐教育客观的提高了当时的音乐水平，使得配合“礼”的“乐”深入人心，推动了周代音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