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我国目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认识和建议 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收入分配差距的积累和加剧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应而生，并成为严重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问题。收入分配差距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是生产条件分配差异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中生产条件分配新的差异的源头。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居民收入差距总的来说也呈现逐步上升、扩大的趋势。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是农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由于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利润较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农民负担的各种税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却增加很快。这样就导致农民与从事其它产业人员的收入差距明显，贫富悬殊。 二是某些行业凭借垄断优势收入过高，行业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职业群体特征，居民收入水平与所在行业和单位性质有很高的相关度，金融业、保险业、通讯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十几倍。而且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三资企业人均工资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某些在外资企业中工作的中方管理人员薪酬水平更高。这就进一步 2

导致了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中收入者集中。 三是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由于我国实施的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政策，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东部地区以其特有的优势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对经济周期性回升趋势的形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性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矛盾进一步加剧。根据国际社会的经验数据，地区间人均GNP差距达到3倍以上时，就会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和社会矛盾加剧，而在我国东西部的不同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相差10几倍。 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88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为0.417，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实等学者根据1988年和1995年两次居民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进行了估计：1988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1995年为0.445。7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最近几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虽然我国目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两极分化”，它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先富后富的差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是，我们在肯定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高度警惕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及其造成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1、在初分配领域容许并鼓励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体制的改革,首 3

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成分的增加，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及市场机制的引入，使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特别是体现在初次分配的差距上。初次分配中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是促进效率的，但劳动者因家庭、社会地位不同而受到公共教育不同，从而造成他们之间的能力差别，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按劳分配必然要和按要素分配并存，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按要素分配将发展得更快。按资分配的范围和比例过大，造成资本增长的“滚雪球”效应越滚越大，人们的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大。我们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将我国的收入分配总原则逐步调整为“效率和公平并重”。 2、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健全，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滋生了权钱交易、偷税漏税和贪污受贿等严重问题，由此带来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流入了少数人的口袋。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某些“盲区”，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市场上的投融资以及交易行为，使得一些投机经营者，能够轻易地钻制度、法律之空子，规避法律的制裁，使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得不到有效的扼制，利用双轨制进行“寻租”等活动。同时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够规范，缺乏严格的监督制度，加上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使某些企业的领导者有机可乘，利用职权，变相转移变卖公有财产，大肆敛财，加剧了贫富差距。 4

3、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较大。我国国土面积的幅员辽阔，各省份地区的自然区位特征各异。地处沿海的东部发达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比较好，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经济发展速度自然快过其他的省份。而中西部地区以及北方的一些省份，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遇到的困境较多，造成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部地区以发展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附加值高；中、西部地区以发展原材料、能源工业为主，附加值低。后者的经济效益大大低于前者，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区域经济发展原则造成了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4、政策倾斜形成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在城乡、地区及部门之间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城乡差距方面，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并从多个方面制定政策限制农民“进城”。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在区域差距方面，除了历史的以及自然、社会、人文条件方面的因素以外，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收入差距的拉大则主要是国家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优惠等方面给予相当大的倾斜。在税收政策方面，国家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优惠的投资政策，国有企业税务过重，使得外企员工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在行业差距方面，改革中，绝大多数企业被推向市场，但仍有一些行业享受垄断特权，如金融、保险、邮电通信等行业通过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 5

分割，获得垄断利润或高额利润，最终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三、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再分配过程中的政策调节。社会的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最后手段，也是见效最快的手段。尽管对初次分配的分配条件的调节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途径，但这一过程是相对较长的，以“注重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初次分配，短期内必然继续导致相当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仍须由再分配过程来调节。同时，再分配过程也是对初次分配的分配条件调节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充分发挥再分配过程的政策调节功能。一方面是通过税收等对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收入转移性质的调节，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对低收入群体和地区进行收入补助，进行收入分配的分配条件差距的调节。 （二）加快改革税收制度。要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中的高收入者不加任何限制。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公平，国家和政府还必须通过税收调节来限制高收入者。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税收调节是缩小收入差距，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有效手段。制约高收入者的主要税收形式是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度。进一步完善收入申报制度、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建立专门档案，使各种“隐形”收入公开化，实行重点监控，杜绝偷、漏税现象。开证“遗产税”，重点征收有巨额财产的富人遗产。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功能，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既不影响高收入者的积极性，又能为广大群 6

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心理所能承受的水平，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保障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 （三）建立健全法律规范。要依法加大对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通过法律手段堵住黑色和灰色收入的源头。要从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入手，重点解决那些社会反映强烈的垄断问题、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问题。制止垄断暴利的收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分配行为，依法惩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的暴富者，并严格税收征管和处罚的力度，实行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加强监督约束。要加强税法的执行工作，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防止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现象的发生。加强反腐力度，严厉打击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强化对公务员个人以及群体和机构行为的监督与约束，全面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机制。国家和政府除了必须健全惩治各种经济犯罪的法律以外，还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对非法致富者予以坚决的打击。 （四）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完善各级养老金统筹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划定并实施最低收入保护线。要注意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避免贫困或利益受损问题过分集中于某些社会群体。要强化对低收入居民的救助和保障机制，对缓解贫富差别、维护社会的稳定有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给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弱者、低收入者和贫困者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帮助，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要加快从“单位保障体制”向“社会保障体制”的过渡步伐，尽快建立失业保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