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之启示近年来，各级党委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希望通过干部的大培训促进思想观念的大解放和地方经济的大发展。

前些年，在浙江通过听讲座，解读浙江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胆识和理念；通过看实效，深切感悟浙江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通过思考交流，反思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感觉眼界大开，深受启迪。

浙江既无资源优势，更无政策优势，却凭借着广大民众奋发进取、勤奋务实、埋头苦干、百折不挠、敢闯敢创、质朴无华的草根精神和无穷智慧，实现了浙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实践，使大家在震撼中发现不足，在深思中总结失败，在借鉴中寻求发展。

相比之下，20多年前宜良与浙江许多县市的经济基础相差无几，若论资源、区位和人的文化素质，宜良不可否认地具有明显优势，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宜良的差距越来越大。

认真反思，浙江的成功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无疑是多方面的。

启示一：政府的“无为”与“有为”浙江人是平实低调的，他们崇尚“只做不说，做了也不说”。

面对如今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成功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

在浙江，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各级政府“无为而治”，比较开明。

这话并不是说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重要，相反，恰恰说明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浙江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并不是管得越多就越好，一定要从政府经济的观念转变到发展群众经济上来。

只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着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蕴藏在民间的创富激情和无限的生命活力就会迸发出来。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民间俚语准确而形象地道出了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稀缺的窘境，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也必然的成为了制约普通百姓和地方官员行为选择的首要因素，正是这种在农业经济时代相当严酷的制约条件，构成了浙江民众自主创业精神的“保鲜剂”，这也是浙江地方政府官员较为开明的重要原因。

“开明”和“无为”使政府扮演了民间创业精神的庇护者与引导者的角色，这在浙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顾2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浙江各级政府从“无为”逐渐转变为积极“有为”。

当年浙江省委总结的工作经验就是：“不动摇，不攀比，不张扬，不争论，不气馁”（这“五不”经验对于今天的宜良尤其值得借鉴）。

1978－1985年，浙江地方政府主要采取宽容与默认的策略，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氛围。

温州提出：“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

”而义乌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的开明政策。

正是由于政府的宽容与默认，才一下子激活了城乡市场，不仅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原始积累的基础，从而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效果。

1985－1992年，民间创新实践经济增长绩效的显现，不断深化着各级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地方政府努力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与民间创新实践之间建立政治缓冲地带，充当民间创新实践的政治辩护士。

1992－2000年，地方政府由默许和暗中保护，转变为公开、明确地支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并提出“四个不限”（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和“三个有”（使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

2000年以来，浙江省各级政府着力在优化服务和提升层次上下功夫，先后进行了强县扩权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在2000年的第一轮改革中，省级政府部门的审批事项减少了58%；2003年第二轮改革行政审批事项再次减少了三分之一。

1985－2003年，浙江全省乡镇总数从3240个减少到1334个，减少了58.8%；2002年，全省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员占全省人口7.2‰。

从浙江的实践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主体不是各级地方政府，而是千百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许多重要的制度创新最初都不是政府自上而下行政推广的成果，民间的创业冲动成为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要做到“有为”，就必须转变观念，积极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行政效率，增强政府亲和力，重点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软环境，着力规范市场秩序，加强科技、教育、文化建设，在优化公共服务中提高政府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启示二：“大河有水”与“小河有水”之思辩浙江人的求实、敏锐与创新精神和胆略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浙江靠山临海，兼具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柔而不屈，强而不刚”。

作为主流文化的边缘区域，浙江在文化传统上具有极为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

正是由于区域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使得浙江民众的行为表现出较强的经济理性（而非政治理性与道德理性），他们不尚空谈，不重形式，灵活多变，敢于逆向思维。

我们早已习惯地接受了“大河淌水小河满”，“国家富了民才有”的理念，而浙江人却认为，“小河里有水大河满”，“民富官才富”、“民富国才强”。

正是由于理念的务实，义乌才敢于在20年前提出并实行“四个允许”的开明政策，放开手脚激活广大民众自主创业的激情和潜能，不等不靠不要，从“鸡毛换糖”开始原始积累，造就了众多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以民营的力量实现了区域经济的跨越和腾飞。

“姓资”还是“姓社”，如今早已不是问题。

党的十五大指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控制力上。

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两个概念。

浙江经济民营化、市场化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在快速推动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政府的主导和引导作用发挥得越来越明显。

浙江把各级政府从社会各种类型的企业中得到的税收多少作为判断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的重要指标，提出税收多，国有经济实力就强，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大小最终是由政府经济实力强弱决定的。

政府经济实力增强了，统筹城乡发展就有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经济基础。

比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浙江提出要政府引导，农民参与，确保资金投入。

在资金投入上，市财政占40%，县财政占30%，乡财政占20%，村民占10%。

近年来，浙江实施千村万村整治工程，全省投入了350亿元，以农村布局、建设规划为龙头，分类整建，推进村庄环境治理，使道路硬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环境美化、卫生净化，同时，把村庄整治与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收到了显著效果。

此外，2004年以来，浙江全省开展了千万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政府为农民培训埋单；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对欠发达地区，一是加大农业投入和科技开发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二是帮助山区农民迁移下山找出路，每年迁移下山5万人，使山区农民下得来、稳得住、富得起。

启示三：草根精神之平实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宣称，“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2000年浙江省委正式提炼和概括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他们乐于用“草根”来比喻这种精神，因为“草根精神”具有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内在特质，这种精神是建立在浙江历史文化基础上的，是民间已经具备的精神，而非未来将要倡导的精神。

解读浙江这种草根性的创业精神，首先，不安现状、奋发进取的强烈求富欲望是浙江民众高亢的创业精神的源动力。

第二，自强不息的自主创业意识是浙江民众创业精神的灵魂。

第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创业意志，深刻体现了浙江人创业精神特有的韧劲。

第四，勇往直前，敢闯敢创的开拓创新勇气是浙江民众创业精神的“硬气”所在。

第五，勤于思考、灵活应变的竞争意识，赋予了浙江民众创业精神特有的灵气。

第六，敢想敢干，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是浙江民众创业精神所向披靡的锋芒所在。

第七，脚踏实地、讲求实效的务实品格是浙江民众创业精神的价值归宿。

浙江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草根经济”，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正是来自庞大的创业者群体规模。

浙江人能吃苦，贫穷创业的时候如此，身家亿万的时候亦如此，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他们“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难万险”，可以说，浙江经济就是千百万民众的血汗经济。

民间有一句评价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差别的话：“苏南每镇有一二个能人，温州个个是能人。

”因为温州的起家是靠家庭工厂，社会总动员。

温州人看到有生意可做，第二天就弄台机器先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行了，再盖厂房，做大了才请管理人员。

温州人就是用这种办法换取效率，把握市场机会。

温州商人在很多场合被视为浙商的代名词，事实上并非如此。

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不是打工，哪怕是养鸭种香菇，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

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

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他们中十之八九是普通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

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

浙江的“草根精神”不仅体现在民众的自主创业实践中，也体现在政府的工作思路上。

比如，浙江开展的千万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对农民的培训起点就比较平实，一是保姆，二是保安，三是保洁。

“三保”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法宝。

只有自下而上，才能不断向上，即使是“草根”，也能长成参天大树，因为他有根。

启示四：勿以其小而不为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广东、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傲立潮头，引领风气，走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实现经济腾飞的道路。

浙江却在没有优势的环境下通过自力更生，走出了一条以本土力量为主的内源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道路。

然而，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

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他们的企业大多是家族制企业；他们从事的多是小商品一类的传统产业，很少介入高新技术产业；……也许有人想不通，就凭浙商们家族化的巴掌大的小企业，做做小商品，究竟能够走多远，在跨国公司面前还不玩儿完。

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得出的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

因为第一代浙商是赤手空拳“打天下”，靠吃苦节俭打拼出来的。

这时候，小企业、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决策，都是最优的选择。

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关键看是否匹配。

更重要的是，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浙商自主自发的选择。

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低成本扩张”，以小商品为基础，形成小商品、低成本、高回报的比较优势。

他们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从家庭作坊、前店后厂做起，并依托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形成“小企业大协作”的群落效应。

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的产量，浙江有109种居全国第二位；154种居第三位；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