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发展逻辑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9.02.002文 \ 韩 帅 \ Han Shuai \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何 婷 \ He Ting \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摘要：基于智慧城市的概念与内涵，提出生态宜居、健康安全、创新科技为新型智慧城市的本源特性。

新时代，应借助国家发展战略、城市规划机制、创新科技企业以及智慧家庭构筑等四大助推力，紧握空间规划的贯通整合、产业发展的科学落位、基础设施的综合管控、公共服务的良正提供等四大核心抓手，构建共生合作、持续迭代的中国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发展逻辑。

以深圳最新实践为例，探索智慧城市规划与智能交通规划的协同共建之道，希冀能对未来中国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On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China's New Intelligent City 编者按： 本期专题论坛的主题是“整合数据资源 建设智能城市”，共有6位专家学者主要从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智慧城市价值共创、智慧城市生态推进、社会安全风险的智慧策略、智慧城市视角下的产业园区规划等方面，研究分析新型智慧城市的本源特性、智慧城市与多方协同的关系、智慧城市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城市社会安全风险的治理要求、大数据产业园的规划策略等问题，提出要加强智慧城市规划与智能交通规划的协同共建、智慧城市共创平台建设、智慧城市多元创新网络构建，重视城市社会安全风险治理智慧化转型，认识研究大数据的产业功能需求，重视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兼顾与城市功能的融合等策略。

关键词：新型智慧城市；国家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创新企业；智慧家庭；发展逻辑4 | 专题论坛研究智慧城市有助于了解城市科学的发展趋势与洞察城市的发展规律。

城市规划发展模式与社会发展阶段的科技文化特征相适应，智慧城市则顺应当前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理念应运而生。

该概念起源于2009年纽约市提出的“智能化城市”计划与2010年I B M设想的“智慧地球与智慧城市”愿景，这是一种类似于欧盟Living Lab的创新模式，强调在知识社会里依托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为人们构建包容、开放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建设智慧城市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城市问题，而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顶层尚未系统规划、多部门想法难协调、运营重技术而轻场景应用等多个层面的问题，[1]本文立足当下又着眼未来，希冀推演出一套符合当下中国城市实体特征的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发展逻辑。

引言什么是智慧？它是高级的创造性思维协同相对应的行动方法，是在对事物的透彻了解后形成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布局，它是科学的源泉、把握真理的能力以及朴素真实的生命境界。

什么是智慧城市？有学者从创新生态、科技进步、社会组织等多角度来理解它，认为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创新科技与社会治理来增强城市的包容性与竞争力，同时能够提供更优越的公共服务与培育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2]笔者认为智慧城市是指利用科技与创意来集成城市的功能设施与服务，能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运营管理服务、改善市民生活质量以及促进城市可持续生长的高级发展形态。

它从数字城市演化而来，其内涵在不断增益，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形态的标志，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为核心支撑技术。

初始阶段可做到单个系统智能化，中级阶段表征为多系统间的智能化协同，高阶形态重在科技、人文多维属性匹配融合的应用场景。

新型智慧城市“新”在哪里？它并非多维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将中国“和合共生”的古典智慧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思维方法相结合，深刻把握生态宜居、健康安全、科技创新等核心理念并能将其付诸实际应用的运营逻辑。

国家发展战略为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铺势定调；城市规划机制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搭建技术骨架与管理平台；在服务型政府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导向下，创新企业作为未来城市运营的主体；构筑智慧家庭，为新型智慧城市的实施运营精准赋能。

本文强调通过借助智慧城市发展的四大助推力与紧握智慧城市规划的四大核心抓手，来协同塑造生态环境优美、人文氛围优良、创新科技优卓的未来城市，此即为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发展逻辑。

一、智慧与新型智慧城市二、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的四大助力（一）国家发展战略为智慧城市发展铺大势与托底盘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支撑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工作，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是新时代中国做出的战略性选择。

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中国若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采用正确的政策体系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未来30年中国经济每年还有平均8%持续增长的潜力。

[3]中国政府作为理性决策者具有很强的制度优势，在面临各种现实约束条件时以稳定发展为目标，则有利于化解城市规划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件设施的协调性问题。

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发展战略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起到铺路定调的重要作用。

“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将会对国土空间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有利于促进都市圈城市强强联合、城市群均衡发展以及国际城市发展经验的交流互鉴。

当前中国制造业处于中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期，智慧城市是创新驱动的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载体与实体度量，高度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工业互联网时代，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新型智慧城市的规划发展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2015年,《中国制造2025》中强调在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绿色、智能、协同创新的示范设计与建设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

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2016-2020年）》指出：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来优化公共服务；挖掘文化创意设计与引导创新城市规划设计，推动设计创新成为制造业、服务业、城乡建设的核心能力；促进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与城市规划融合，建立城市地上地下一体的规划信息平台，助力人居环境提升。

随后工信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明确智能装备与共性技术、标准体系与生态平台等关键要素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

2018年出台《“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评估指南》，其中在城市群协同发展方面，要求城市间产业协同发展水平需要考察城市间统筹布局、城市群主导产业协同创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等情况。

智能制造产业是新一代信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智慧城市是集计算、通信、控制于一体的顶层设计方案：通过城市政府、创专题论坛 | 5新企业、科研机构、创客社群等多元主体的通力协作，科学配置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有望将未来城市打造成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典型特征的新型智慧城市。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将逐步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相协调—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总体战略格局和全尺度空间组合链条（尹稚，2019），系统中不同尺度的功能单元均应有各自明晰的功能定位，相互之间进行科学的分工协作。

国家城镇化规划应匹配全国产业体系格局。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应建设开放创新、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支撑引领全国城镇体系的科学定位与合理布局；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重要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加快产业链升级（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增强城市创新活力），健全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提升要素聚集、科技创新以及高端服务能力。

都市圈是城镇化总体格局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单元，可通过打造1小时轨道交通圈来加强都市圈城际间的便捷联系，从而促使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趋向“纳什均衡”。

如“珠三角”的广佛城际轨道是广佛双城交通联系的实体纽带与适时按需构建两地人民高质量与优品质的都市圈生活方式的航道，这对广佛都市圈的打造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城市规划机制为智慧城市制定规则与提供选择规划教育迭代、规划编制协调、城市治理创新等为构建面向新型智慧城市规划机制的落地应用保驾护航。

大学的城市规划教育可从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两方面做优化调整。

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M I T）批准新城市科学专业（New urban science major）,新专业由城市规划研究系与计算机科学系共同设立，旨在培养本科生在城市规划决策与计算机科学的实践能力，希望利用经典理念与新技术方法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主要课程包括伦理学、统计学、地理空间分析以及人机交互学习等。

东南大学在城市规划专业本科阶段教学中，通过物质环境认知、城乡系统建构、城乡综合研究以及城乡规划实践多个层面，尝试将目前城乡规划学欠缺的“认知—实践”类课程纳入规范化的建设轨道。

[4]龙瀛老师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新城市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cities）课程中，采用课堂讲授、外部专家、课堂研讨以及企业参观等“智慧化”教学模式，致力于培养学生利用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城市的思维，进行智慧的城市规划，这有利于提升城市空间研究和规划设计支持的广度和深度。

上述规划学科建设与新型课程设置契合了新型智慧城市规划的发展需要。

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的协调性决定智慧城市规划方案的科学性。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6-2030年）》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既要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又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在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与资本、技术、人才的现实条件约束下，两者能否兼得？因为网络化发展与去中心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

而从区域战略规划层面强调绿色发展则已达成普遍共识，综合交通网络对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都市圈内的城际轨道交通联系更为直观。

城市总体规划与分区规划层面，应按照要素禀赋的结构性差异对不同城市进行科学的功能定位，提出差异化的智慧城市规划要求，控制性详细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应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进行充分衔接与深化细化，公服、交通、市政等重要专项规划需要对上位规划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提出具体的管控要求。

如北京通州副中心与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规划中则提出“互联网+”生态应用，促进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交通、旅游等多元多样的智慧公共服务。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规划师可在多时段、多地点、多人群实地详实认知城市，如驻场办公贴身密集的全程伴随式服务、实行全程贯穿的总师制度以及责任规划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