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诗经》研究之现状杨淑珍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包头，014035摘要：先秦时期是《诗经》研究的滥觞期，孔子是我国诗学研究的开山之祖。
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对《诗经》的文学、史料价值及社会功能都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20世纪初至八十年代以来，诗学研究不断继续和发展。
关键词：诗经研究现状《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对我国两千年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同时很有文学和史料价值。
正因为这样，我国古今学者都对《诗经》进行了研究。
一、古代研究先秦时期是《诗经》研究的滥觞期。
《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
”它们都注意到了《诗》能抒发心志的文学特点。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则是诗乐评论的先声。
“从现存的古代文献典籍考察，真正开始研究和评论《诗三百篇》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诗学研究的开山之祖”①孔子提出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强调了《诗》的伦理道德的政治功能。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论语·为政》)则关注到了《诗》作为文学作品特有的情感色彩。
“兴、观、群、怨”,既有其文学社会教化作用的一面,也有文学艺术审美功用的一面。
荀子把《诗》列为“五经”之一并提出的宗经、征圣、明道说，对后世“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导夫先路之功。
汉代是《诗经》研究的鼎盛时期之一。
按照传统的说法，汉代传《诗》的有四家：鲁、齐、韩、毛。
鲁、齐、韩三家属今文，毛为古文。
此四家都解释《诗经》，但所解往往不同，同源异流，各自为说。
《毛诗序》抛开了《诗经》的音乐功能，而着重强调它的政治内容和伦理教化的作用，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近乎纲领性的诗论。
郑玄是汉代最后一位集大成的经学大师。
郑玄的《诗》学著作主要是《郑笺》和《毛诗谱》。
《郑笺》详明而系统地对“兴”意作了全新的阐释，从根本上把握住了《诗经》的文学特质，点明了诗的象征主义特征及文学意味，这是《郑笺》对《毛诗》的突出贡献。
②《毛诗谱》进一步发挥了《毛诗序》中的“《风》、《雅》正变”和美刺说，将“以史说诗”思想的系统体系正式建立了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研究在经学的道路上继续。
三国时期的诗经学名家王肃，作《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攻击郑玄，从而引起整个魏晋时期诗经学的郑学和王学之争，并涌现出大量的成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时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空前发展。
诸多文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对《诗经》进行模仿和引用。
如曹操《短歌行》引用了《郑风·子衿》和《小雅·鹿鸣》中的诗句。
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识到后世文学创作与《诗经》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了《诗经》是后世诗赋创作的源头。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不仅认为诗、赋、颂、铭、箴、诔、碑等文体源自《诗经》,还以《诗经》中诗句为例,指出三、四、五、六、七、八、九言诗亦源于《诗经》。
钟嵘还联系《诗经》为汉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进行溯源,他认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阮籍诗，其体源出于《小雅》。
③刘勰《文心雕龙》从阐释《诗经》的抒情性出发，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赋比兴进行了重新界定，对《诗经》文学语言特色进行探讨，发前人所未发，真可以说是独抒心得，新颖别致。
由此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的《诗经》研究，可以说是《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时期，为唐宋《诗经》研究起了奠基性和前导性的作用。
唐代《诗经》研究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孔颖达的《毛诗正义》。
它通过注疏的方式阐发《毛传》和《郑笺》，“集《诗经》汉学之大成，保留了汉学《诗经》学的全貌”。
④孔颖达对诗歌语言特征进行了自觉地分析和总结。
他在《周南·关雎》篇的《正义》中,对《诗经》的字词、句式、声韵、章法等几个方面的语言形式特征进行了总结。
⑤唐代是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仍为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等人所继承,他们推崇“风雅比兴”,提倡“兴寄”,白居易还以“六义”的尺度衡量和评价自周衰至梁陈的文学发展现象。
《诗经》在此时成为引导诗歌创作的旗帜,起着鼓励诗歌和干预社会现实的作用,故而《诗经》“讽兴”的艺术特点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得到了诸多诗人的推崇和借鉴。
宋代疑古思辨之风盛行，此时期的研究者开始怀疑《诗序》、《毛传》、《郑笺》，并切实考证，新解频出。
率先向《毛诗》发难的是欧阳修所著的《诗本义》。
继起的有王安石的《诗经新义》，但原书今已散佚。
还有苏辙《诗经集传》等都对《毛诗》持怀疑、批评的态度。
南宋初年《诗》学革新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当为郑樵，所著《诗辨妄》，对《毛诗》进行了猛烈攻击。
郑樵认为“兴”是这种音乐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兴”并不像汉儒所说的那样总是包含深微的意义,而通常只是起一个协韵、换韵的作用。
“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
⑥朱熹的出现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所著的《诗集传》是继《毛诗正义》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
朱熹主张以吟咏的方法来读《诗》,不是以训诂的方法来读《诗》；反对汉儒以美刺说诗之法,认为诗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抒发,并非篇篇都有着教化的目的。
明代学者比较注重对诗文之法即写作规律的探索,对《诗经》也进行一些艺术经验的总结和归纳。
如徐师曾说:“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
是诗以四言为主也。
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复嗟叹咏歌之趣者居多。
”⑦明确指出《诗经》句式特点是四言为主,杂言间出,诗章结构特征是分章复句。
戴君恩的《读风臆评》以“格法”为中心,对《国风》中之“铺陈”、“转折”、“伸缩”,以及“前后呼应”、“由虚入实”等种种表现方法,作了极有意义的探索。
⑧此外，还出现了钟惺的《诗归》、万时华的《诗经偶笺》等名作。
他们或将自我融入诗中,体会诗中的情味,体察诗人的心灵世界,并对《诗经》进行艺术赏析；或较少摻入个人情感,侧重对《诗经》的艺术特点进行分析批评,第一次对《诗经》的艺术特点进行了规模性的研究。
与此同时,诞生于宋代的诗话在明代中晚期也出现了较为兴盛的局面,他们基本上认识到了《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把《诗经》作为了后世诗歌的源头和楷模。
在明代,《诗经》的文学阐释中文学评点是主流,诗话论说是辅流,经义中的文学阐释也偶尔为之。
清代诗经研究是继汉代以后又一个鼎盛时期。
重训诂的考据学派是主流，传统的思辩学派是分支。
考据派的代表人物有陈启源、戴震和段玉裁。
戴震《毛郑诗考证》从音韵的角度考订误字，根据古注以正《传》、《笺》，考订诗篇的时间问题。
此外，还有段玉裁的《诗经小学》等。
思辩派的代表人物姚际恒，其作品《诗经通论》主张从诗篇本文去探求诗旨。
崔述《读风偶识》，他的最大的成就就在于用历史的观念来展开讨论，检验它是否符合历史，考证精辟。
二、20世纪的《诗经》研究20世纪初王先谦在陈乔枞等“三家诗”辑佚的基础上撰成《诗三家义集疏》(1915)。
古文经学派的刘师培和章太炎则推重《毛诗》,他们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对乾嘉汉学的继承,主要成就也在文字训诂和文献考据方面。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运用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竹简等材料，对《诗经》中部分难解的字句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还对《诗经》与音乐舞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使我们对《诗经》的入乐情况有所了解。
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主要是通过对《毛诗序》的批判和对孔子删诗等问题的探究来实现对《诗经》经学性质的彻底反叛。
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胡适，主张最为激烈的是钱玄同。
胡适明确指出：诗三百篇不是圣经贤传，“未经孔子编纂删订”，只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古代经师所作的序说，完全是曲解，所以应该推倒封建经学的全部解说，把三百篇当作古代歌谣重新研究。
⑨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和《论诗经和群经辨伪书》明确了新《诗经》学的任务是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
在推翻《诗经》圣经地位的同时，这代学人充分肯定《诗经》的文学价值。
大多数学人将《诗经》视为民间歌谣集，并从歌谣文学的特点如比兴、重章叠句等角度探讨《诗经》的语言修辞艺术，如顾颉刚的《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之后，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等人将现代《诗经》学推向了成熟阶段。
闻一多的论著有《诗经的性欲观》(1927)、《诗新台鸿字说》(1935)等。
郭沫若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通过对《周颂》中《臣工》、《噫嘻》、《丰年》等农业诗的分析考证,进而判定周代社会的性质。
朱自清从文学批评史角度研究《诗经》而写作的《诗言志说》、《赋比兴说》则反映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另一个侧面。
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社会科学界无不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系统整理各自的学说。
此期的《诗经》研究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余冠英的《诗经选·前言》(1955) 认为《诗经》的精华部分是《国风》和《小雅》,特别是其中的民歌民谣,它们直接道出了人民的劳苦和抗争。
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理论与新视角的再度引入,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多元化取向的新局面。
在语言学与古代音乐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诗经》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对于《诗经》艺术形式的研究多有启发。
语言学方面, 相继出现了王力的《诗经韵读》、朱广祁的《诗经双音词论稿》、向熹的《诗经语言研究》、杨合鸣的《诗经句法研究》等著作,从声韵、词汇、句法、章法等方面对《诗经》的语言结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注意结合《诗经》的文学特点来对现象进行归类分析,对于诗体形式研究有一定帮助。
赵沛霖《兴的源起》(1987) 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兴”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兴”产生后给诗歌艺术带来的影响。
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 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和方法对《诗经》的文化蕴涵做出全面的发掘和理论阐发。
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1982) 是对《诗经》学史的概括性研究。
参考文献：①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
②鲁洪生.论郑玄《毛诗笺》对兴的认识〔J〕.文学遗产，2006(1)③钟嵘·诗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第20和23页④鲁洪生:《诗经学概论》，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⑤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8-29⑥郑樵.六经奥论·读诗易法[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⑦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99⑧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⑨胡适.论诗经答刘大白书[A].古史辨(第1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作者简介: 杨淑珍（1966—）女辽宁省阜新人大学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文学教育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19号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014035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