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的反思 摘要：在今天匆忙的全球化，市场化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有理由停下来思索一些关于文化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年，然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并没有安静地隐退于历史博物馆中。相反，它一直活跃于学术讨论课题之中。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文化运动、反思、偏激

一、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伊始，在中国文化界中轰然迸发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声音——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陈独秀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今天，我们多数人都可以说出这“两位先生”的真实原本名字——Democracy and Science。 陈独秀解释新文化运动为：“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1] 可见，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是要于传统文化完全分道扬镳的。 袁伟时论述到：“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它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现代文明的新成就，介绍自由、法治、民主、宪政这些基本理念，介绍现代社会运作机制，推动中国文化更新和社会变革的运动。”[2] 袁伟时将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扩大化，他更广义地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近代中国甚至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只要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它也不会止息。”[3] 张小红认为：“五四运动又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爱国运动，一个是文化革命运动，一个是思想启蒙运动。”[4] 首先，这种提法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尽管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在时间顺序或者是时代背景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从运动性质上看二者却是明显区别的（前者为文化运动，后者更侧重于政治运动）。 胡军在《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5] 胡军看到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差异性。他对新文化运动定义的界定更加明确（文化思想运动）。 总结上述说法，我们可以搜寻到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义共性的词汇：文化（思想）、运动。其实这两个词已经构成了这一运动的主体部分（就像它本来的名字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关于文化的运动，它试图以西方文化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抨击，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否定这一努力，况且它也产生可观的效益。新文化运动对于当时的中国以及现今的中国都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反思，也需要借鉴。而且文化的动荡会波及到整个民族、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制度、价值观、合法性甚至经济。我们必须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以及它的进步作用。然而，我们当对反思本身进行再反思时，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之处。从历史影响的角度分析，新文化运动在产生的一定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滋养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 自鸦片战争，中国便踏上了卑躬屈膝、满目疮痍的近代史。到北洋军阀统治前期，中国的上空布满阴云，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混乱不堪。加之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致使西方文化以一种不客观的方式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许多来华传教士刻意污蔑中国文化，而夸大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许多相对激进的知识分子将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国民僵化、守旧、愚昧。他们试图借助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唤醒低级的中国国民。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掀起了一股巨浪。 袁伟时在论述为什么会出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讲到了三点：第一，“中国社会没有办法自行转型。”[6]关于这一点，袁伟时讲到，中国没有像西方那种保障自由的宪章制度，以至于中国想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变革是需要有法律体系等一系列制度保障的。另外，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专制社会，不存在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内在力量。第二，“文化的差距。”[7]袁伟时不同意“所有的文化都应该是平等的”的说法，他以教育为例，说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存在客观差距的。第三，“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8]袁伟时没有赘述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思想变革可以推动社会变革）。他认为这一论点是不证自明的。 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我持赞同意见。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相比确实有其先进之处，而且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传统中国缺少宪章制度保障，从而使合法过渡成为幻想。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以思想启蒙为向导同样是可行的，前文已经论述过，文化领域的变革会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影响。但是关于第二点，笔者认为需要审慎地看待。评价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并不应该将评判标准禁锢于政治的或者历史的或者其他的任何圈子。文化就是文化，如果我们解读一种文化，那么就纯粹地解读这一文化，将它看做一个个体解读（尽管文化是伴随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经济制度而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作为个体的文化是有差距的，传统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是同一平行线上的平等个体文化。袁伟时对新文化运动必要性的探讨之所以会得出文化差距的结论，是缘于他对新文化运动定义的界定。也许他更侧重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含义（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是落后于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前文我们已经探讨过，新文化运动更应该被定义为文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思想）运动会触及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本原仍然只是文化（思想）运动。 三、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复杂性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在初期，中国传统文化并未遭到全面否定。比如，陈独秀便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在修正中国传统文化而非全盘替换。余英时也以胡适为例，指出：“胡适自始至终对于中国传统都保持着相当的尊重。他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中也有“理性”、“自由”、“对人的尊重”等等合理的成份。他强调中国接受现代新文化同时也是使原有的古老文化重获新生，而不应该是完全代替它。“整理国故”之所以必要，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国故”中也存在着现代价值的内核。这是他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9] 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倡彻底一西方文化体系替换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说过：“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闻一多也称自己读遍中国古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启蒙”而非“复兴”。这一区别是非常巨大的，正如余英时所说：“‘复兴’还表示中国古典中仍有值得重新发掘的东西；‘启蒙’则是把中国史看成一片黑暗和愚昧。”[10]这一转变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的转变，即：从需要局部修正到需要全盘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之时以及之后，国民很少思考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就代表着必须消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人们可能已经得出了一种并不一定正确的结论：必须枪毙传统文化。“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是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11] 其次，新文化运动有其内在矛盾。张灏在《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一文中对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内部矛盾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他颇有见地地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四对自身矛盾（两歧性）。第一，“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12] 首先，以“科学”作为运动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是倡导理性主义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其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堕落的双重作用下，在审视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理性的情绪，他们“很容易变得情感激越、心潮汹涌，造成浪漫主义擎生的温床。”[13] 第二，“怀疑精神与‘新宗教’” [14] 怀疑精神是与理性主义相伴而生的，理性要求具有怀疑精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陈独秀和胡适都大力提倡怀疑精神，他们要求破坏偶像崇拜，要学会问为什么。然而，他们两个并不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讲到：“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15] 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仍然是倡导“信仰”的，或许他所怀疑的只是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偶像”。第三，“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16] 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倡导人们从传统藩篱中解放出来，另外，民主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个人主义的。但是无论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还是后期，都反映出了群体意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的一些文章中明显地流露出他的群体意识。例如他在《自杀论》中写道：“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的永远生命，这种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17]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转向倡导社会主义，这其中的群体意识更为明显。第四，“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18] 我们难以理解这样一群对自己国家文化恨之入骨的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出发点上，在原则上都是爱国的。陈独秀和周作人在一部分著作中都表露了新文化运动的世界主义，比如：“爱的宗教”、“人的文学”等。张灏对新文化运动的两歧性分析是非常全面、客观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也对后续的历史影响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远远不止以上两点，新文化运动与政治经济变革的互动关系，新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错综关系等等都使新文化运动变得及其复杂，这种复杂性或者说这种庞大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复杂性同样是今天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历史影响褒贬不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新文化运动偏激与否？ 有人将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首先对于这一定义的准确性本人持保留意见。（前文论述过新文化运动的定义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合法性，动摇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劣质的一部分）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也为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于新文化运动偏激之说，朱文华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先进性毋庸置疑，传统中国文化（旧文化）在性质上是落后的，在时代作用上是反动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完全体现在进步意义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偏激”说驳议》一文中他从三个方面反驳新文化运动偏激之说。 第一，朱文华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解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在由积贫积弱的封建主义的老大帝国转变为自觉追随世界文化潮流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最重要、最伟大，也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解放运动。”[19] 在这一点中，朱文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反对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部分（旨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封建地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而对于儒家经典文化的精华部分，他们是怀有崇敬之意的。第二，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法和运动方向上是符合历史背景的，总体上是科学的。朱文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采用相对激进的论辩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旧文化完全处于统治地位，尽管政治经济制度飘摇不定，但在文化层面上依旧是大一统的局面，传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因此，即便“偏激”，也可原谅。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自觉的“自我纠偏”[20] 朱文华提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尽管多数主要媒体报刊为新文化倡导者所创办和掌握，但他们并未只单方面的表述“新文化”而完全封杀“旧文化”。另外，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包括陈独秀和胡适都有过“自我纠偏”之举，胡适的“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最具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