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
中国审计报/2002年/04月/26日/第007版/
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
铁军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新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读点历史可以提高分析能力和增强宏观意识,拓宽我们的思路。

这里,我想谈一下历史学家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1918年-2000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卒于美国。

其父黄震白,曾是同盟会初期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即投笔从戎,进入国民党的成都军校,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十四师任排长。

1943年参加了驻印度的远征军,在郑洞国部下任参谋,于北缅密支那战役中负伤。

抗战胜利后,被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工作直至退伍。

单从这一段经历来看,黄仁宇是一位与别人没有多少区别的职业军人。

但是令人佩服的是,他从1952年开始,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读本科,能在34岁时,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足见黄仁宇对历史的热爱和自信心。

1964年,黄仁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此时他已46岁。

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日子里,他撰写了多本著作,第一本《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

费时7年,于1974年出版,此后又发表了《万历十五年》、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野》、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地北天南话古今》等,以及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
《汴京残梦》和回忆录《黄河清山》。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念相类似。

布罗代尔主张要以“长时段”、
“中时段”、“短时段”来剖解历史,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沟联。

从这种“长深宽远”的眼光来看历史、看现实,将发现另有一种历史在,这也正是黄仁宇所极力推崇的技术视角,与之相对的则是黄仁宇所批评的中国人所惯用的道德史学。

对历史更应当进行技术判断而不是进行价值判断,这自然就需要充分尊重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甚至承认恶在历史演化中的相对合理性。

以道德论是非只会以损失历史的长远合理性为代价,但从技术角度看某一时代的人和事,其丑陋、其罪恶事实上更多是来源于历史上的惯性。

而在一个时代过去几十、几百年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以往的是非,罪与丑也许又并不像当时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可饶恕。

伦理主义的理想虽然高尚,但一旦拿它作为评判事物的是非标准和行事的法则,则不免就生出荒诞和悲剧。

还是黄仁宇说得好:“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

”“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当然是技术眼光,从技术上分析,历史的进程是如布罗代尔所说的是“历史结构”的化合,而“历史结构”又具有稳定性,并不是说变就可以去变的。

社会组织从一种类型和结构走向另一种类型和结构,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性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历史,充满了如许的悲剧。

一个在不久之前还地地道道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度,又怎么可能在短短百年间就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呢?整个社会形态和转型涉及到“高层机构”、
“中层机构”、“低层机构”(黄仁宇语)的重塑,其艰巨性可想而知。

我想对这一点是应该有清醒意识的,否则我们将停留在庸人自扰、怨
天尤人的状态,而忽视了对自身的锻炼,以至理
必空谈治国方略?想信念动摇,不思进取只求安逸,如此这般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