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社会信任危机对党执政安全的威胁
任何一个政党从获得执政权力开始便随之面临执政风险。

当前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风险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国内可能导致执政风险的因素也是纷繁复杂的。

其中社会信任危机问题便是威胁党执政的一个比较紧迫的现实问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

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存在着多重安全危险。

”他同时指出：“这些仅仅是目前中国社会风险的次要部分，它的主要部分我认为应当是信任风险。

”当前我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可以从三个方面审视：一是政治领域公众对党政干部及党组织的信任危机；二是经济领域商品生产和经营行业信任危机，特别是食品安全信任危机和房地产领域信任危机；三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公益慈善组织危机、媒体信任危机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这些信任危机都为党执政带来了比较高的风险。

一、政治领域信任危机的加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威胁党执政地位的稳固
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党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

当前政治领域的信任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不敢信任”——部分地方党政部门失信行为增多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缺乏信心。

地方基层党组织战斗在执政为民阵地的最前沿，是中央一系列惠民决策和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在贯彻中央政策、兑现对民承诺等方面的失信行为严重削弱了地方党政部门的公信力。

对中央正确决策贯彻不彻底，对某些惠民政策阳奉阴违；舆论口号上的执政为民，具体措施中的虚假形式；政策制定上的脱离实际，政策稳定上的朝令夕改；政绩宣传上的虚假浮夸，发生事故后的真相隐瞒和责任推卸，以上这些行为都严重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的信任度。

对基层党组织的累积性信任危机，会渐渐消解人们对党组织整体的信任与信心。

二是“不愿信任”——个别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和道德修养不足影响了党组织整体良好形象的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党的基本执政理念，但现实生活中部分党员干部的言行却与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背道而驰。

脱离群众、无所作为、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

一些党员的敬业精神、道德修养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信任危机也由此汇集而生。

三是“不能信任”——部分党的领导干部腐败堕落严重冲击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基础。

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
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国家权力的直接代理者和党惠民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寄予了厚望。

近年频发的领导干部腐化堕落、公权滥用等腐败案件，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深情厚望，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为行政权力掌有者和公共事务管理者的领导干部，其道德败坏具有强烈的负面示范效应，是破坏人民群众对党信任基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任其滋生蔓延，对党的执政能力将会是一种侵蚀，对党的执政地位将会是一种威胁。

政治领域的信任危机对社会道德体系的冲击和社会稳定的破坏是严重的，如果处理不好，长期累积，遇到社会突发事件的“导火索”，便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群体性事件，直接威胁党的执政安全。

二、经济领域信任危机的加重会引发公众对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效果的质疑
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苏丹红”、“三鹿牛奶”、“地沟油”、“口水油”、“牛肉膏”、“农药蔬菜”、“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问题相继被曝光，利欲熏心的生产者或经营者不顾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抛弃道德良心的逐利行为将公众推入危险境地。

在最基本的生命权、健康权受到威胁的背景下，公众普遍缺乏安全感，倍感忧虑，恐慌情绪蔓延，在谴责失信败德者的同时，也衍生出大量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与
质疑——不满于执政者的监管不力、查处不严、惩罚不够、质疑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效果。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也随着一个又一个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而越发严重。

房地产领域之所以敏感与至关重要，一是由于它的性质关系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二是因为它的高利润产出与政治腐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系列由于房屋拆迁而引发的社会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加深了开发商与动迁居民之间的矛盾，也加大了民众对当地党政部门的信任危机。

经济领域的信任危机问题，使一些民众由此开始怀疑地方党政部门与开发商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质疑当地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真实性——“党和政府是不是真的在为民执政、关心民生而控制房价？党和政府究竟有没有能力控制高房价、解决好拆迁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困惑与疑问在房地产行业风起云涌的复杂期依然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整体信任度。

三、社会生活领域信任危机的蔓延会导致党执政资源流失、执政环境恶化
执政资源是指政党执政所必需的各种积极因素、能量及其来源。

其中党能支配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资源与公信资源（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是基础性资源。

执政环境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执政实践活动的场所。

在党执政的内外环境中，优化社会人文环境是提高党执政实效的重要保证。

当前社会生活领域的信任危机事件频繁出现，从其社会影响来看，对社会的信任体系和人们的道德观念冲击很大。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社会公益组织信任危机、新闻传媒信任危机和陌生人群体信任危机。

公益慈善是人们奉献爱心、扶贫恤弱美德的体现。

公益组织是善良、援助力量的代表与执行者、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的生命线。

丧失了公信力，公益组织就会丧失资源、丧失民众，丧失价值，公益事业也不可能得到可持续健康发展。

仅2011年以来，“郭美美事件”、“中华慈善总会发票门”、“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融资放贷事件、雕塑事件”等相继出现，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人们对公益慈善的热心越来越凉。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2011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7月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2011年3至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62.6亿元，但6至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到86.6%。

各地慈善组织也同样遭遇了捐款骤减的现实。

长时间艰难形成的社会慈善组织公信力和民众慈善热情，因为部分慈善组织引发的信任危机一夜之间毁坏殆尽，重建之路任重而道远。

新闻传媒具有传播信息资讯、培塑公众心理、引导社会舆论等功能，是社会信任体系建立、社会公众信任观念形成的关
键影响因素。

媒体的社会责任不单是社会信息的传递，还在于社会良性文化的传播，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社会道义的高度褒扬。

有些媒体忽视了激浊扬清、贬恶褒善等社会责任的担当，错误的价值观导向和不当传播行为冲击了传统社会信任体系，不但没有引导公众形成新型健康的诚信观念，反而使人们的怀疑、质疑、猜疑心理加重，带来了社会公众的信任恐慌，加剧了社会的信任危机。

“陌生人社会”是社会学中相对于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熟悉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而提出的概念。

在“陌生人社会”中，大多数的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主要依靠公民意识的自觉与契约、制度和法律来维系。

我国当前的现实是国民的契约意识有限，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由此导致陌生人群体交往之间约束力量的缺位。

陌生人之间有一种本能的防备与文化惯性引发的不信任，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提防与不信任。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事件如“彭宇案”、“许云鹤案”等的出现让许多人不得不提高警惕，也使很多人越来越失去了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安全感。

一些人见义勇为却遭遇冷漠，助人为乐反遭讹诈，而“碰瓷”勒索等事件却频繁发生，这更加重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这三类社会信任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将会对党执政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

其一，会造成党
执政经济资源耗费增加。

社会信任危机事件频发带来的经济交易、人际交往、社会舆论方面问题的影响扩大化之后，会导致社会摩擦增多、社会矛盾冲突出现概率增大，而这些问题往往需要当地政府部门或官方力量出现化解，其中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叠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资源耗费。

其二，会造成党执政公信资源的流失。

这些信任危机的不断加剧会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健康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其产生的不满、愤怒、仇视情绪往往会转变为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不满、诘难甚至是指责。

其三，执政外部环境恶化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当某些社会信任危机事件爆发并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之后，有可能会与其他社会问题合流共振，甚至可能被某些反动力量挑拨利用，从而变成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