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社科纵横May,2008总第23卷第5期SOCIALSCIENCESREVIEWVOL.23NO.5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接受与影响研究
毛 莉
(兰州商学院外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本文以近代最有影响的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介作为研究
对象,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以译入语社会文化体系的变迁为参照,分别从社会文化、阐释学、比较文学三个不同的角
度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近百年的翻译、接受与影响进行一种历时性的考察与研究,力图对侦探小说这一长期处于边缘地
位的文学形式的翻译与影响做一种新的、客观的定位与思考。
【关键词】福尔摩斯 侦探小说 翻译 接受 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8)05-0164-03
一、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近百年的翻译情况简介
从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1841
年的《莫格街谋杀案》算起,侦探小说一直盛行不衰,至今
已有160余年的历史了,其中,英国的亚瑟·柯南·道尔
(ArthurConanDoyle)无疑因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一家喻
户晓的人物形象成为近代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侦探小说
作家,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也是中国近代最早译入和近百
年来最受欢迎的域外侦探小说,在中国历史上分别形成了
三个特殊的译介时期。
第一个特殊的译介时期是清末民初。1896年,上海
《时务报》首先刊登了张坤德译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
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四篇;1899年,上海素隐书屋印行《新
译包探案》,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五篇;1901年,黄鼎、张在
新合译《泰西说部从书之一》,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七篇;
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署名警察学生译的《续译华生包探
案》,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七种;1903年,商务印书馆译印
《补译华生包探案》,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六种;1904—
1906年,周桂笙、奚若翻译《福尔摩斯再生案》,收福尔摩斯
侦探小说十种;1908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林纾、魏易合译的
《歇洛克奇案开场》(即《血字的研究》);1916年,上海中华
书局出版刘半农编、程小青等10人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
全集》,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四十四种;除此之外,还有一
些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多为单篇,常散见于各种文学
刊物上,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在这一阶段,较有代表性的译
本是1916年中华书局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探案
的译文均系浅近的文言,虽然语言风格不尽一致,但大体比
较通畅,亦较忠实于原著,此可谓`五四'前福尔摩斯侦探
案翻译的集大成之书了。”(郭延礼,1998:151)
第二个特殊的译介时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
1981年北京群众出版社丁钟华等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
集》为代表。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福尔摩斯侦探小说
的中译本,此书的翻译严谨认真,语言流畅,引人入胜,较好
地传达出了原作的风格,正文目录前还有王逢振写的序言
《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出版后即受到普遍欢迎。到2003
年11月,已重复印刷20次。
第三个特殊的译介时期是21世纪初。目前正在发行
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2000年以后的新版本就达十余种之
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花城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杨柳等译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全集》。在以前译本的基础上,
此译本在语言风格、文化因素的处理方面又体现出一种新
的特色与趋势。
以下本文就以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三个不同历史
时期的译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
本,以译入语社会文化体系的变迁为参照,分别从社会文
化、阐释学、比较文学三个不同的角度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
在中国近百年的翻译、接受与影响进行一种历时性的考察
与研究。
二、从社会文化角度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三次译介
热潮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三个不
同历史时期的译介热潮是有其具体原因的。
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升温,中国历史上形
成了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后的
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这一次翻译高潮中,由于梁启超等人
对小说改良社会、开启民智作用的宣传与倡导,小说的翻译
占了极大的比重,尤其是政治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的
翻译。三者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又居于首位。而在侦探小
说的翻译中,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译介得最早,
数量也最多,“在1896至1916年出版的翻译小说中,数量
第一的是柯南道尔,32种”(陈平原,1989:43)。联系当时
的社会文化背景,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译介热大概有两个方
面的原因:1.近代中国,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倍受列
强的欺凌,众多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对西方的学习与了解来
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封闭落后局面,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
学再到文学的译介,都遵循着这样一个大的思路,因此小说
主要被当作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来“兴民德”、“开民智”。
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展现给读者的正是近代
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各
种现实状况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各种人物,无疑中打开了
人们渴望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窗口。此外,福尔摩斯侦探
小说中涉及到的自然科学常识、科学推理、缜密分析以及为
工作孜孜不倦、为正义勇于献身的精神都是当时的社会改
良政治家认为值得借鉴而大加赞扬和提倡的。2.福尔摩斯
侦探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布局变幻莫测,故事性极强,大大
吸引了当时半殖民地社会中日益增多的市民阶层。“城市
化的发展,增加了市民阶层,他们在工作之余需要一种精神164食粮,而以惊险的情节、紧张、恐怖的气氛、具有神秘感并富
有刺激性为特征的西方侦探小说,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读
物。”(郭延礼,1998:164)所以,清末民初的福尔摩斯侦探
小说热主要是以上两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北京群众出版社丁钟华等译的《福尔
摩斯探案全集》又一次打开了译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热
潮。这里固然有商品意识的影响,但也有一定的社会文化
原因。随着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化进一步
加剧,犯罪问题比以往更具复杂性,社会上也逐渐出现私人
侦探这一职业,在这种情况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以经典侦
探小说的身份大量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具有一定娱乐
性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以其有趣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
悬念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
三、从阐释学角度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三个译本中翻
译的历史性特征
从阐释学的角度看,一切翻译都是解释,这种解释本身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侧重点。“在对某一本文进行翻译的
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
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
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
造乃受到对本文内容的理解所指导,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同样不可怀疑的是,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而不只是重现。
……如果我们在翻译时想从原文中突出一种对我们很重要
的性质,那么我们只有让这同一原文中的其他性质不显现
出来或者完全压制下去才能实现,这种行为恰好就是我们
称为解释的行为。正如所有的解释一样,翻译也是一种突
出重点的活动。加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认为翻译的理解和
解释过程就是译者与原文及原文本进行对话,直至达到
“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运
用自己的“前理解”或“前见”,这一“前理解”或“前见”是
译者作为解释者所具有的特殊“视域”。因此,随着时代的
变迁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同的译者会因为拥有不同的
“前理解”或“前见”形成不同的特殊“视域”,从而造成不
同时代译本之间某些方面的差异。
以下本文就从上述阐释学观点出发,来探讨下面三个
译例对同一原文的三种不同翻译。
[1]“…WhatdoyouthinkofMissHarrison?”
“Agirlofstrongcharacter.”
(“TheNavalTreaty”,见ArthurConanDoyle,Sherlock
Holmes;TheCompleteNovelsandStories,Volumel,Bantam
Dell,NewYork:1986,p717.)
译文一:
“……汝观密司哈律逊如何?”
余曰“此女似绝明慧,迥非常伦”。
(程小青译《海军密约》,《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上
海:中华书局,1916年,见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翻译文学集二》,上海书店,1991,第881页。)
译文二:
“……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李家云译《海军协定》,见丁钟华等译《福尔摩斯探案
全集》(中),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201页。)
译文三:
“……你对哈里森小姐有什么看法?”
“这姑娘很有个性。”
(莫艳等译《海军协定》,见杨柳等译《福尔摩斯侦探小
说全集》(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在英语国家,“strongcharacter”的涵义较宽泛,往往同
时具有“与众不同”、“意志坚强”、“坚忍不拔”、“自控力
强”等意义。在以上三个译本中,三个不同时代的译者由
各自不同的“前见”形成各自的特殊“视域”,因而在翻译的阐释过程中,采取了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阐释
焦点。
译文一的译者从中国传统的“视域”出发,将阐释的角
度放在了“与众不同”上,将“strongcharaaer”译为“迥非常
伦”,但同时为了不与传统的主流话语实践相冲突,又加上
了“绝明慧”的限定,看似任意添加,实则译者将自己的“前
见”带进原文,同原文进行“视域融合”的结果。
译文二成文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解放后
几十年主流话语类型的影响,此时译者的“视域”已与清末
民初译者的传统“视域”大不相同:无论着装还是性格方
面,性别意识都被极度弱化,传统的淑女、烈女形象遭抛弃
和批判。在这样的态度和趋势下,译者自然会用“性格刚
强”来阐释“strongcharacter”了。
再看译文三,处于21世纪初这个世界经济逐渐一体
化、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张扬个性的时代背景下,译者将
阐释视角集中在“有个性”上,其“视域”既不同于清末民初
的译者,也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译者。
所以,翻译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阐释,这里本人借
用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一书里有关历史记忆、思想资源
与重新诠释的论述,将这种“历史性”定义为:“固有的思想
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
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显然,福尔摩斯侦
探小说三个代表性中译本的出现正是这种阐释“历史性”
的必然要求。
四、从比较文学角度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译介过程中
的接受者因素
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兴起、发展与深入,翻译研究
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包括翻译文学
与原创文学之间的比较、接受及相互影响。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类型,无疑拥
有广大的读者群,因而其译本在特定时期的接受与影响也
较具代表性。以下本文就拟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译介中的接受与影响情况。
1.清末民初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接受与影响
清末民初,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风靡全国,对其译介使中
国文学界引进了一种新的小说类型———侦探小说。“近代
之前中国没有侦探小说,在中国它纯粹是一种舶来品。我
国虽有数量可观的狭义公案小说,但没有侦探小说”(郭延
礼:1998:140)。除了引进新的小说类型之外,福尔摩斯侦
探小说的译介还丰富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叙述模式:中国读
者第一次接触到小说中华生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从而改
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全知叙事视角的单一模式。
如果说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不同是它
被接受的一个原因,那么,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与中国传统小
说某些方面的类似也从另一个方面决定了它的被接受程
度。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情节离奇、故事引人入胜,这一点与
中国传统小说有相似之处。可以说,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特
有的“情节性”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传统小说读者的阅读
情趣和期待视野,使其更易被中国读者接受。
然而,在这种接受过程中,新的文学范式不可避免会与
旧有的文学范式遭遇而产生一系列碰撞、扭曲和变形。比
如,中国文学传统的“文道论”主张文艺干预社会生活,强
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即便是客观叙事也渗透着作者强烈
的思想感情,带有较多的`分析'色彩。”受其影响,清末民
初的小说翻译具有明显的道德说教色彩,当时福尔摩斯侦
探小说的翻译者往往在正文内有意无意地加上自己的观
点,名曰“意述”。另外,中国古典小说在创作上受中国古
典绘画的影响,往往用一种静态写意的白描手法,着墨不
多,在寥寥数笔中勾勒出主要人物及情节。作品注重人物
的语言描写及动作描写,但对烘托整个作品的肖像描写、心
理描写、景物描写则往往一笔带过或几乎没有。受其影响,
早期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翻译家往往大段大段地删去那些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