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二卷：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1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1月11日出版。党史第二卷（简称《二卷》）记述了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这一阶段因为犯过一些严重错误，一直存有很大争议。由此，中共对这一段历史如何自我评述，引起各方格外关注。
书中坦承这段历史时期中共犯了包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三大错误，并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悄然改变。
16年磨一书 曾在出版前被叫停
党史第二卷的写作从1994年启动，到最后经高层亲自拍板，定稿。其正式出版可谓“16年磨一书”，在北京市万寿路机关大院的家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用“磨”字，概括了长达16年的编写和修改过程。
广州《南方周末》报道，16年间，书稿反复修订，四呈中央审阅。有参编的学者感慨，16年来修改过程中的曲折变化，“可以写一本书”。
事实上，199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集中力量编写，书稿只花了约5年时间就已经完成。早在1998年秋，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即审订了全部《二卷》稿（当时称《中卷》），准备在1999年出版发行。据了解，版式已经排好。
然而，出版被骤然叫停。之后，这本由众多党内权威学者花费五年时间编写而成的书稿，开始了长达10年的修改过程。
对于初稿编写的情况，有知情者回忆，1995年上半年，在此后几年编写中起核心作用的党内权威学者石仲泉和龚育之先后调任中央党史研究室，该书编写速度加快很多。
当时，参加这本书初稿写作和修改的，共有20多人，主要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1949年后中共历史的专家。在初稿阶段，还吸收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国防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一些专家。
据石仲泉介绍，党史《二卷》是以当时的党内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母本进行初稿写作的。这本书由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胡乔木曾在写作过程中，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有论述，不要写成教科书；二是要回答社会上存在的深层次思想问题。当时的写作贯彻了胡乔木的思想，将《七十年》的论述作了进一步发挥，或者说，是《七十年》的扩张本。
石仲泉今天仍不愿提及当年被骤然叫停的具体原因，只表示是因为“党内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见”，需要修改，“求最大公约数”，寻找方方面面都能认同的说法。
难产探因 对毛泽东评价不统一
2003年接替石主持编修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透露，之所以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一个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中共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存在较多分歧。“最初的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
张启华说：“错误不能回避，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据了解，党史第二卷初稿在2000年左右完成，当时在征集意见的时候，尽管90%的意见都认为书稿编得不错，但却有一些非常对立的意见难住了他们。
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二卷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同时却也有人认为二卷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在意见还很不一致的情况下，二卷一时难以出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修改人员想出的办法是：把书加厚，嫌缺点不够就再多写缺点，说优点说少了就再添优点。也就是张启华所说的“成就写够，错误写透”。二卷初稿约60万字，与第一卷第一版篇幅相当，但出版时已经扩充到近100万字。
大篇幅谈文革 官方修史头一遭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谢春涛认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两百多页篇幅谈“文革”，也是不容易的。二卷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彻底否定——即称“文革”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
一位读过《二卷》的学者认为，这本党内权威学者历经16年编修的史书，与现有的众多党史读本相比，并未发现太多的新颖之处，所用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相当正统，“整个目录中，没有发现一个新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在书中更好地体现“积极的主流”与“错误的支流”这一主线，编写者在篇幅上也做了苦心地安排。党史《二卷》共近百万字，至1957年的前8年是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反映这段历史的篇幅大约占全书的40%。反映195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篇幅约为30%。写“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篇幅，约为全书的20%。
对此，石仲泉认为，作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而在统一党内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认识。
他同时坦承，学者们在写作初稿时，确实有“出新意”的想法，《七十年》就出了不少新意，而后来的修改则更多地考虑了党内各方面的意见。
对于创新之处，他说，像将新时期的划分确定为1978年，将1976年到1978年两年间表述为更有正面意义的“过渡期”等，都是值得关注的。
惊心动魄 承认1960年死千万人
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是一个敏感的数据，几十年来，社会上对此有各种说法。党史《二卷》中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经采用过的一个数据。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是增加的。至于三年全国的人口死亡总数是多少，书中没有作表述。外界有流传说，该书采用的是三年全国人口共死亡1000万，事实上是不准确的。
谢春涛表示，采用这个数字既考虑了权威性，即是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发布的，但又没有展开来说这个数据，符合“不渲染”的原则。“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
谢春涛同时表示，当年写作时，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还不像现在这么大。但是也考虑到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即彻底否定这段时期中共的工作，二是一些“极左”思想，例如一些人认为“文革”是应该肯定的创举等。
重评华国锋 功过得失更客观
与此同时，中共党史学界在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显著进展，让党史第二卷有了更丰富的依据。
在这一过程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悄然改变。例如对于中共早期人物陈独秀。
香港《凤凰周刊》报道，《二卷》编者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透露，现在官方对于他“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依据新史料作了细致的分析，哪些应由他负责，哪些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已基本清楚；对其错误的定性也力求客观，不再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而改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其一生采取惋惜的笔法来叙述”。
与陈独秀类似，很多早期革命家，例如张闻天、李立三、博古等人，在党史研究中，也都获新评。
党史第二卷对华国锋的评价也更为客观。
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虽然肯定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功劳，但总体来说贬多于褒。有论者以“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即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而二卷根据史料研究发现，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负有责任，但他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他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并为此作了辅垫，肯定了邓在1975年的整顿；在华主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开始，不过阻力不小。
石仲泉：史书管10年20年不错了
石仲泉认为，，“一本历史书管10年20年就不错了，以后肯定还要不断修订。”
他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为例，表示党内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后，中共中央决定编写新的党史。
当时决定的是编写两本，一本写“新民主主义时期”，一本写“社会主义时期”。1990年代后，又决定将“社会主义时期”再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阶段”，将整个90年的党史分成30年三个阶段各编一卷。
1991年，写“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党史《一卷》在胡乔木和胡绳指导下，经10年出版。出版后即获得国家图书奖。
石仲泉记得，《一卷》出版后，有参与编写的学者失声痛哭，感叹为修史而付出的宝贵年华。
2002年，《一卷》重修订出版。11年过去后，修订版对不少历史问题进行了新判断，例如，首次给陈独秀正面评价，将“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修改为“右倾机会主义”。
到了200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谈到任弼时时，说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于是，党史研究室又将陈独秀的错误降低为“右倾错误”。
修订本中还包括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更多肯定等。
章百家：从盛年编到华发，目的不在搞突破 1995年正值盛年的章百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被调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后的15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写这部从中共1949年执政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30年的历史，“16年磨一书”，章百家也从年富力强写到了满头华发。
章百家认为，《二卷》的主要作用不是对传统观念有突破，而是把现在认为最靠得住的观点集中在一起，它要反映的是中共的历史中最基本的方面。
各时期篇幅不均等，依历史影响力决定
《二卷》共近百万字，至1957年的前8年是发展比较好的时期，篇幅占40%，反映195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篇幅约为30%。写“文化大革命”的篇幅，约为全书的20%。
为什么这三个十年没有平均用力？章百家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影响力大”筛选原则的。
他说，建国期间虽然时间短，同时间里都是干六七件大事儿，比如建立新政权，结束内战，民主改革，抗美援朝，稳定经济，写成文字势必就长了。像“文革”，那时候事儿也特别多，但斗过来斗过去，它对历史有多大意义？所以这部分内容相对来讲就会被压缩。中间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从1958年到“文革”前，还是可以写得长的，事情没那么多，但是心路思想可以写得非常多。
个别敏感问题，二卷仍不纳入
章百家说：“个别敏感问题，都没有写进这部书里。”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些党史学界的前沿问题尽管非常关键，但仍难以纳入书中。如对于1953年至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再如20多年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实行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这一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的标准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中国大陆究竟何时进入社会主义，而其标志又应是什么？这些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在书中并未讨论。